吕壮：《神奇秘谱》版本考
2024-08-30 16:4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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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现存最早的古琴谱集，《神奇秘谱》在琴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已经得到学界的认可。《神奇秘谱》成书以后，在明代即有刻本数种，但到民国时期，刻本和抄本都已极难觅得，更遑论梳理其版本源流了。目前在国内外图书馆能够检索到具体馆藏信息的刻本和抄本，约有七种，其中刻本五种又可以归为三个版本系统，分别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上海图书馆藏本和湖南省图书馆藏本为代表。这三个藏本孰优孰劣，学界尚无定论，但是通过校勘，大致可以判断三本之中，湖南省图书馆藏本和上海图书馆藏本中指法的正确率都远大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其中，湖南省图书馆藏本的刊刻年代要早于上海图书馆藏本。
《神奇秘谱》又名《臞仙神奇秘谱》，由明初藩王宁献王朱权编辑完成，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古琴谱集。该琴谱集分为上、中、下三卷，上卷《太古神品》所收谱本，从减字形式及谱内解题来看，保留了唐宋以来早期传谱的原貌。中、下卷《霞外神品》所收谱本也是宋元年间流传较广的琴曲，有着很早的来源。可见，该琴谱集是我们研究早期琴曲的珍贵资料。
《神奇秘谱》成书以后，有多种刻本传世，然而，民国时期这些刻本都极难觅得。目前影印出版的两种刻本，底本分别藏于上海图书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海图书馆藏本原为上海琴家胡公玄所藏。台北故宫藏本原藏北平图书馆善本库，抗战期间寄存至美国国会图书馆，由著名琴家查阜西于20世纪40年代复制胶片携回。胡公玄藏本和查阜西复制的原北平图书馆藏本，作为当时仅见的两种刻本，分别于1956年和1963年被影印出版。在影印之前，针对两种刻本的刊刻年代，由查阜西牵头，组织琴家和文物鉴定专家进行了多次鉴定讨论。然而，两本刊刻年代孰先孰后，至今未有定论。随着近年来古籍普查工作的开展以及数据库建设的推进，部分图书馆所藏《神奇秘谱》的刻本、抄本被陆续发现。结合文献记载梳理目前所见《神奇秘谱》刻本和抄本的信息，有助于我们了解《神奇秘谱》的版本系统；对各本内容进行校勘，更有利于我们判断比较版本之优劣，对今后的古琴打谱及教学，也有一定的助益。一、编纂时间及翻刻情况
在《神奇秘谱》前序中，朱权记述了自己编纂该谱集的历程，他认为“琴操泯于世者多矣”，故命五位琴生“屡更其师而受之”，最终与自己所习诸曲“屡加校正”，“如此者十有二年，是谱方定”。序文落款时间为“洪熙乙巳”，即1425年。由此判断，至迟在1413年，朱权就已经开始《神奇秘谱》的编纂工作了。《明史》和《明实录》记载朱权卒于明英宗正统十三年（1448），晚于《神奇秘谱》成书23年。但是，成书时间不代表刊刻时间。初刻本的记载，仅见于明高濂所撰《遵生八笺》：“琴师之善者，传琴传谱。而书谱之法在琴师，亦有讹者，一画之失，法即左以讹传。讹久不可正，琴调遂失真矣。故琴非谱不传，谱非真反失其传也。近世以宁藩《神奇秘谱》为最，然须得初刻大本。臞仙命工校订，点画不讹，是为善谱可宝。若翻刻本不足观矣。”高濂约生于嘉靖初年，主要生活于万历年间，而《遵生八笺》则刊于1591年。从高濂的记载可知，至少在他生活的时代，尚能见到朱权“命工校订”的初刻大本，而且已经有翻刻本问世。与翻刻本相比，初刻本具有“点画不讹”和较大于其他刻本两个特征。比高濂生活年代稍早的郎瑛，在所撰《七修续稿》一书中也提及了《神奇秘谱》的流传情况。“嘉靖己巳，宿尚书顾东桥书室，见有《神奇秘谱》三卷，乃明臞仙所纂，首列《广陵散》，共该四十四拍，序其原出隋宫，传唐、宋之御府者。共有六段，段各有题并谱，余曲六十有一，若世所传颜回《双清》之类绝少也。惜谱多难抄，今止录其《广陵》一曲，词名则具而音谱亦略之也。”嘉靖在位45年（1522—1566），并无己巳年。顾东桥即顾璘，在嘉靖二十四年（1545）去世。郎瑛在顾家见到《神奇秘谱》的时间，应在嘉靖元年至嘉靖二十四年之间。古代刻本中常见“乙巳”误作“己巳”，顾氏所说“己巳”或即嘉靖乙巳年，即嘉靖二十四年。《七修续稿》也是目前记载《神奇秘谱》的最早著作，但遗憾的是，郎瑛并没有告诉我们他所见刻本的刊刻年代。明代一些目录学著作也录有《神奇秘谱》。明高儒所撰《百川书志》成书于嘉靖十九年（1540），著录“《臞仙神奇秘谱》三卷，涵虚子制，分《太古》《霞外》二品，分别十六调，统六十一操”，但未载《臞仙神奇秘谱》刊刻年代等信息。生活时代略后于高儒的晁瑮，在他所撰《晁氏宝文堂书目》中，著录了两种《神奇秘谱》刻本，《神奇秘谱》（宁徽刻）、《神奇秘谱》（宁府）。前者或为宁国府、徽州府一带书坊刻本，后者当是宁王藩府刻本。明周弘祖《古今书刻》著录当时所见《神奇秘谱》刻本两种：都察院刻《臞仙神奇秘谱》和弋阳王府刻《神奇秘谱》。明代藩府刻书盛行，其中弋阳王府刻书达五十余种，为明代藩王刻书之冠。弋阳王府第一代藩王朱奠壏，为朱权孙辈，始封于景泰二年（1451），卒于1461年。弋阳王府所刻朱权著作甚多。除上述文献外，明代书坊的一些刻书广告中，也记录了《神奇秘谱》的刊刻信息。嘉靖元年（1522）北京金台书铺所刻的《文选注》中，第一册第三十四页下半页中有一幅金台书铺的刻书广告，第十二种即“重刻《臞仙神奇秘谱》一部”，落款为“嘉靖元年十二月望日金台汪谅古板校正新刊”。金台书铺为明代嘉靖年间北京城的著名书坊。据该广告可以判断，金台书铺在嘉靖元年（1522）曾根据古版重刻《神奇秘谱》。根据以上各文献所记《神奇秘谱》在明代的刊刻情况，我们大致可以推断：《神奇秘谱》初刻本为朱权所刻，此后又有弋阳王府刻本、都察院刻本、宁徽刻本及嘉靖元年金台汪谅刻本等版本。二、现存诸本及源流
《神奇秘谱》明刻本虽然至少有五种，但到了民国时期，刻本和抄本都已经不易见了。著名琴谱收藏家周庆云，晚年花费巨资广购琴谱，未能搜得《神奇秘谱》刻本，只能辗转托人借抄瞿氏“铁琴铜剑楼”所藏旧抄本，可见《神奇秘谱》刻本之罕见。20世纪40年代开始，查阜西就开始注意搜集《神奇秘谱》刻本，为此花费了极大精力。在查氏之后，鲜有学者再致力于搜集《神奇秘谱》其他刻本，甚至琴界对当前诸本的馆藏信息及版本源流也含混不清，错漏百出。随着古籍普查工作的开展以及古籍检索系统的更新，有更多的《神奇秘谱》刻本和抄本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也为我们梳理《神奇秘谱》版本源流提供了帮助。这些刻本、抄本是否曾经过查阜西的筛选，因资料所限，我们目前尚不得而知，不过其中确有不同于原北平图书馆藏本（台北故宫本）和原胡公玄藏本（上海图书馆藏本）的版本。现将当前国内外各图书馆所见《神奇秘谱》的版本信息介绍如下。上、中、下三卷，半叶十行，行字不等。黑口，双鱼尾，四周双边。匡高23.9厘米，广15.8厘米。朱权序的版心刻“普序”，上卷版心刻“普上”，中卷版心刻“品中”，下卷版心刻“品下”。该刻本原藏北平图书馆，抗战期间转藏美国国会图书馆，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前辈学者在称呼此本时，或称“北图本”，或称“嘉靖本”，或称“明刻某本”。为行文方便，本文以现藏地为命名依据，将该本简称为“台北故宫本”。该本序尾及卷首钤有“柳林冯氏藏书”“国立北平图书馆收藏”“大树将军子孙”“屺园收藏图籍书画金石之章”“家在文明阳明两山之间”等藏书印。上卷之末有“前数曲旧无句点近于暇日窃以私意详其声趣点于句下庶知音者察焉龙集辛未夏四月谨识”的双行小字附注。赵万里《北平图书馆藏善本书目》卷三著录该本为“明刻本”。从卷首钤印“柳林冯氏藏书”来看，该本或曾为湖南沅陵藏书家冯锡仁所藏。冯锡仁（1845—1911），字伯育，号莘宅，湖南沅陵柳林汊人。藏书楼名“十柳山庄”，以收藏全国各地各级地方志著称，书中多盖“十柳山庄”“柳林冯氏藏书”“深柳读书堂”和“柳林冯氏收藏书画”等朱文印鉴。1963年《琴曲集成》第一册、2013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502册和2013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再造善本，在收录《神奇秘谱》时，影印底本均为该刻本。上、中、下三卷，半叶十行，行字不等。黑口，双鱼尾，四周双边。匡高22.9厘米，广15.8厘米。朱权序的版心刻“普序”，上卷版心刻“普”，中卷版心刻“品”，下卷版心刻“品下”。该书原为琴家胡公玄所藏，现藏上海图书馆。在本文中，该刻本简称为“上图本”。该本钤有“长留”“清啸轩珍藏印”等印。上卷之末，无台北故宫本的辛未附注。1956年，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复制该本，交由音乐出版社影印出版，书后附有近代琴家查阜西跋和袁荃猷《神奇秘谱指法集注》，流传较广。1981年、2010年版《琴曲集成》第一册，以及中国书店、西泠印社、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出版的《神奇秘谱》，所据底本均为上图本。199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续修四库全书》，其中所收《神奇秘谱》的影印底本也为上图本。上、中、下三卷，存中、下卷。半叶十行，行字不等。黑口，双鱼尾，四周双边。框高25厘米，广16.7厘米。中卷版心刻“品”，下卷刻“品下”。通过对比，可以看出，该本与台北故宫本、上图本，在指法、句读以及刻字细节上有一定的差别，并非同一刻本，但三书之间应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从减字谱笔画的刻写来看，该本要比另外两个刻本更加饱满、生动。中卷护页题签为《臞仙神奇秘谱》，题署为“丙寅四月九嶷山人”，有“伯仁氏”“甲子年生”等印。九嶷山人即民国琴家杨时百的号，“甲子年生”也是他的常用印中卷卷首有“玄楼珍藏”“道鸣”“张氏××国宜××初事实行为之标记”等印，下卷卷末有“乾坤清玩”“赏心乐事”“清白传家”和“南亭道鸣大铎郑氏印”等印。从“伯仁氏”“玄楼珍藏”两枚印以及杨时百的题签来看，该刻本曾为杨时百弟子、湘籍琴家李伯仁所珍藏。李伯仁又名李静、李玄，字伯仁，号玄楼主人、香雪康客，湖南郴州桂阳县人。在本文中，该刻本简称为“湖图本”。下卷最后一曲为《秋鸿》，曲名下有“郭楚望谱徐诸公订润”的红字标记，谱字旁也有红字增补的琴歌词，并有指法的修改。根据曲名之下所钤“李静印”“伯仁氏”两枚印来看，《秋鸿》谱旁的修订为李伯仁所做。上、中、下三卷，存下卷。半叶十行，行字不等。黑口，双鱼尾，四周双边。匡高24厘米，广16厘米。该卷下卷版心刻“品下”。《古琴书图考》认为，该刻本下卷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一致。笔者曾将《古琴书图考》所载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本书影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进行对比，二刻本版式、内容以及具体细节都一致，显为同一刻本。两个刻本的版框，高度、宽度存在0.1—0.2厘米的误差，这也在正常范围内，并不影响我们认为二本为同一刻本的判断。上、中、下三卷，半叶十行，行字不等。黑口，双鱼尾，四周双边。.朱权序的版心刻“普序”，上卷版心刻“普上”。序首有“佐伯侯毛利高标……”阳文印，上卷之末有辛未年小注二行。该本原为日本佐伯藩毛利高标所藏，现藏日本内阁文库。该刻本原被认为是“明洪熙元年序刊本”，即初刻本。但郭立暄经过比勘书影后认为，该刻本其实与台北故宫本为同一刻本。经笔者比勘书影，二书版式、内容以及细节一致，确系同一刻本。不见此谱已十余年，今得重读，有如隔世，可慨也。《广陵散》序中之袁孝“已”当为“尼”，请改正如何？此上致淇兄。少孙
卅七.十.七
该抄本现藏首都图书馆，著录为明代抄本。卷末跋语题写于朵云轩彩笺之上。朵云轩为成立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的笺扇商号。因此，跋语落款时间应该是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少孙生平事迹不详。跋语中的“致淇”，或即民国时期天津琴家金致淇。该抄本上卷卷末有辛未附注两行，另外，在上卷《阳春》解题中，该抄本将“博物志”抄作“博志公”，与台北故宫本相同。因此，从内容以及辛未附注来看，该抄本所据底本应该源自台北故宫本。上、中、下三卷，下卷至《离骚》而止，无“神化引”至“秋鸿”诸操，盖因所据底本已有缺失。版格为手绘，版心下方手书“栩斋钞藏”四字。上卷之末有辛未附注两行。该抄本钤有“庄剑丞”“剑丞”“剑丞所有”“栩斋”“栩斋珍藏”“栩斋鉴定”“小沧山馆珍藏”“云无心以出岫”“逍遥”“月桥客”“今虞琴社”“学然后知不足”“身外浮云”“勿谓少知音”等印。据庄剑丞跋语：“此本初不知何人所藏，去岁为徐君沄秋购得，藏之可园书库。余亟商请假归，手自缮录一本，经月始成。书成之日，附跋其末，惟自维谫陋，殊不足以阐扬是谱之精蕴。” 庄氏借抄此书时，在伪江苏省立图书馆任职，原抄本正是前一年（1940）经馆长徐澂（沄秋，1908—1976）之手购入馆中的，故得借抄之便。庄氏抄本今藏上海图书馆。上、中、下三卷，存中、下两卷。前有冯氏抄校序及冯氏校勘记，封面题签题“神奇秘谱 中下二卷 抄本 丙子四月付式楙收藏 若海记”。该本于1926年（民国十五年）由琴家冯水精摹而成。1953年11月3日吴景略致查阜西的信中，也曾提及冯摹本，称“所见胡公玄本较冯水精印摹本为小”。不过，并不清楚冯氏所据底本为何本。该本现藏地不详。另外，民国时期还有几种刻本和抄本传世。在查阜西致民族音乐研究所的信中，曾提及“至于北京琴友盛传1920年间北京所发现之《神奇秘谱》为张友鹤所得，最后携归朝邑之说，陕西琴家对此并无所闻。”此信写于1955年，为查阜西赴西安演出时，与张友鹤弟子李善楚座谈，并勘阅张友鹤所藏残余谱本后所写。或许，1920年发现《神奇秘谱》与北平图书馆、胡公玄等人藏本不同。琴家周庆云广搜琴谱，曾辗转从瞿氏铁琴铜剑楼借得《神奇秘谱》旧抄本，该旧抄本现不详藏于何处，亦不知所据底本为何本。综合上述各本，可将《神奇秘谱》刻本归为三个系统：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包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本、日本内阁文库藏本；上海图书馆藏本；湖南省图书馆藏本。首图抄本与庄剑丞抄本则与台北故宫本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三、关于台北故宫本、
上图本刊刻年代的讨论
关于上述几种刻本的刊刻年代，目前一直未有定论。早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查阜西就已经开始着手组织对台北故宫本和上图本的年代进行鉴定，并形成了一个在当时较为权威的判断。台北故宫本，经查阜西鉴定，认为是嘉靖元年刊刻。在为1956年《神奇秘谱》影印本写的序中，他有过如下表述：“这个谱本本身固然不能证明是嘉靖本，但因它和北京图书馆同时所收朱权《太古遗音大全集》的版本，行款、刀法、纸张、墨色、装订完全一致，而《太古遗音大全集》却在行款内载明‘金台汪谅重刻’。另外北京图书馆接收邢之襄先生原藏《文选注》的第八页中，勘对了明代有名北京书商汪谅嘉靖元年的广告，在他重刻的十四种古籍中，《太古遗音大全集》和《臞仙神奇秘谱》是并列为第十一、十二的两种。这才证明这一部是嘉靖元年本。”在1963年出版的《琴曲集成》第一辑收录该谱时，查阜西即将该本标为“影明嘉靖金台书林汪氏翻刻本”。上图本，也就是胡公玄原藏本，据胡公玄自称是万历翻刻本。.不过，据1955年元月查阜西给中国民族音乐研究所的信中记载，胡公玄希望请研究所出面将他藏本的《潇湘水云》复页与郑振铎所藏明初刻印的《贯经》进行行款、墨色、纸张的比勘，以验证是否为明初原刻本。可见，胡氏称该本为万历本也并无坚实依据，因此才希望请专家做进一步的鉴定。通过查阜西和中国音乐研究所的居中协调，胡本得到了三位文物专家的鉴定，鉴定结果也成为查阜西最终确定该书年代的依据。罗福葆从该复页的纸质、墨色、书口形式判断，认为“应该是明代末叶的刊本”，“更可能是康熙间平民所影刊”。北京图书馆古籍专家赵万里同样从纸张、刀法、墨色等方面入手，认为“远在嘉靖汪谅翻刻之后”。因《贯经》并未在京，音研所未能将胡藏复页与《贯经》进行比勘，不过在音研所工作的文物专家王世襄称“早年曾多次见过系一种甚小之版本，根本与胡之大本迥异”。鉴于上述三位专家的意见，查阜西最终得出“胡本固不佳矣”的结论。此后，查阜西在提及《神奇秘谱》的刻本时，基本上形成了较为清晰的论断。“《神奇秘谱》存见者两本，北图原藏之本，抗日期中迁港，太平洋事起，后迁往美国。上海胡公玄另藏一本，据胡自云是万历刻本。北图之本则嘉靖金台汪谅翻刻者也。两本全同，但嘉靖本上卷之末有‘太古神品’诸曲加注之记录为可贵耳。”查氏的论断，也成为此后数十年琴界的主流观点。不过，由于当时判断的主要依据是纸张、墨色、刀法、书口形式以及写刻面貌等，其中有些方面的判断较为主观，因此这一观点近年也受到了质疑。质疑主要来自上海图书馆的郭立暄，其论据主要有两点。首先，他认为查阜西关于台北故宫本为金台书林本的判断有误。“明嘉靖元年（1922）汪谅刻本《文选注》所附之广告分‘翻刻’‘重刻’二栏，《新刊太音大全集》与《臞仙神奇秘谱》均属‘重刻’。《新刊太音大全集》卷端有‘书林金台汪氏重刻’字样，独占一行，较之原本排版方式不同，其迹显然。今观乙本（台北故宫本）样貌，似属翻刻，与属重刻之汪谅本不相关涉。查氏以二者为同一版本，似有牵合附会。”此质疑较为有力，因为既然判定属于同时进行的重刻本，在格式上必然有相似之处。第二，郭立暄并不认可赵万里及罗福葆关于二本刻写优劣的论断。“今观二本中之赵松雪体字，甲本写刻流美动人，乙本则生硬板滞，卷上第三十九页《秋月照茅亭》一篇尤拙劣，不及甲本爽利可观。谓此说出自赵氏，实难置信，疑其中有转述失真。罗氏又定甲本为康熙刻，尤属无稽之谈。”这是根据写刻面貌，凭借主观经验进行判断，因此难免会存在见仁见智的差异。郭立暄最终形成观点认为：“以上二本，以文本流变论，则甲本有优于乙本处；以字画佳恶论，则乙本优于甲本。其先后关系，殊难论定。意者，此二刻均属明代翻刻，刻在嘉靖元年之前，二者各自独立从洪熙原刻翻出。”由此可见，在未有新出材料的情况下，从纸张、墨色、行款以及字画等方面进行鉴定，并不能形成一个较为准确的判断。而前辈学者在研究时，也疏于对各本内容进行校勘。因此，结合新发现的湖南省图书馆藏刻本，对三种不同刻本进行内容的校勘，比较其优劣，或许可以对三本的年代关系有新的认识。由于古琴文献属于小众，古琴谱集一类的刻本，极少受到收藏家和各大图书馆的青睐。虽然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音乐研究所借编《琴曲集成》的机会，集全国之力，调阅了大量的古琴谱集，但仍有遗漏。近年，随着古籍普查工作的展开以及图书馆电子信息检索系统的进步，一些新的刻本、抄本被发现，前述湖南省图书馆藏《神奇秘谱》刻本就属此类。仅从残存的中、下卷来看，湖图本在指法、句读两个方面，与台北故宫本、上图本之间的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因此，对三本进行校勘，通过指法讹误以及演变来进行优劣的判断，并梳理其刊刻年代的先后关系，或许才是我们进一步认识三本价值的重要途径。
从上表可以看出，上卷中，台北故宫本与上图本共有9处差异，明确为台北故宫本刻写错误的有5处，明确为上图本刻写错误的有2处。中、下卷中，三部刻本在指法以及文字方面的差异共31处。在这31处中，能够判断属于刻写错误的有14处，台北故宫本11处，上图本4处，湖图本1处。在指法不同，但孰对孰错未定的17处差异中，能在相近的同谱本中找到依据的，上图本有9处，湖图本有11处，台北故宫本有5处。因此，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刻写方面，台北故宫本的错误最多，上图本其次，湖图本的错误最少；在指法演变方面，上图本和湖图本的指法，更为准确一些。另外，我们看到，上图本与湖图本之间有3处差异，但与台北故宫本之间则有29处不同。这显示出，上图本和湖图本之间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这种渊源关系，还可以从如下方面进一步论述。首先，从版式上看，上图本和湖图本版心文字一致。台北故宫本朱权序的版心刻“普序”，上卷版心刻“普上”，中卷版心刻“品中”，下卷版心刻“品下”。上图本和湖图本朱权序的版心刻“普序”，上卷版心刻“普”，中卷版心刻“品”，下卷版心刻“品下”。第二，上图本和湖图本部分指法刻写错误一致。例如《梅花三弄》第五段第八行勾三、四弦的指法，上图本作“
”，湖图本作“
”，都少了一撇。第三，上图本的有些错误，或许是翻刻断版后的湖图本时，刻工未能细查，原样刻印所致。例如在《慨古吟》解题部分第七行，台北故宫本作“一唱三叹”，上图本和湖图本作“一唱二叹”。台北故宫本作“
”，上图本作“
”湖图本作“
”。湖图本“二”字两横的间距，明显要宽于同书他处的“二”。例如《鹤鸣九皋》解题中的“二”刻作“
”，两横间距看起来匀称很多。而仔细观察，会发现湖图本在该处有一横向白道穿过“二”字，似为断版所致。上图本此处也有一横向白道，位于横排文字之下，仅横穿过“道”字的走之底，却没有形成文字的缺失。无独有偶，《离骚》第六段第九行的散音勾五弦，也存在这种情况。台北故宫本作“
”，上图本作“
”，湖图本作“
”。观察湖图本明显可以看出，该指法中间有一断版。而断版造成“五”字笔画缺失，在湖图本中还有其他地方也出现过。例如《鹤鸣九皋》第九段“旋转九霄”中，“
”就因断版，“五”字中部下端残了一半。《八极游》第六段结尾，“
”因断版，“五”字中部上端残掉了。因此，我们可以推测，或许是因为湖图本的“三”“五”因断版残缺，讹成“二”“二”，而晚出的上图本在翻刻时未加甄别，以讹传讹，刻写错误。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大致可以判断：湖图本刊刻年代要早于上图本，后者或即直接翻刻于前者；台北故宫本中指法刻写错误的地方远多于湖图本，并且上卷卷尾有辛未附注，表明两者并无明显的渊源关系；从内容来看，三本之中，应以湖图本错误最少，校勘最精，版本价值最高。结语
《神奇秘谱》作为目前所见最早的古琴谱集，自民国时期，就受到琴家的重视。查阜西作为近现代琴界的领袖人物，也一直关注着《神奇秘谱》。他除了继续多方搜集佚本外，还组织学者对搜集到的刻本进行版本鉴定，推动《神奇秘谱》的影印出版，嘉惠琴界。而关于《神奇秘谱》版本的研究，也是查阜西从事琴学文献整理的最早尝试，其观点也成为关于《神奇秘谱》版本认识的主流。随着版本认识的进步，《神奇秘谱》上图本与台北故宫本之间的版本争论，持续不断。所幸，新的版本（湖图本）出现，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材料。对文献记载以及目前所见版本的系统梳理，有助于帮助我们了解《神奇秘谱》在成书以后的刊印情况。对三个版本进行校勘，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彼此之间的渊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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