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执

声执陈匪石撰
●叙
学倚声四十年，师友所贻，讽籀所得，日有增益，资以自淑。第念远如张炎、沈义父、陆辅之，近如周济、刘熙载、陈廷焯、谭献、冯煦、况周仪、陈锐、陈洵，其论词之著，皆示人以门径。予虽讠剪陋，然出其管蠡之见，与声家相商枕，或能匡我不逮，俾此道日就康庄。一息尚存，及身亦可求益。昔释迦说相，法执我执，皆所当破。词属声尘，宁免两执。况词自有法，不得谓一切相皆属虚妄，题以声执，表其真。世有秀师，或不诃我。特前人所已言者，非有研讨，或须阐明，不敢剿说。时贤言论，见仁见智，例得并行，不敢涉及。并世作者之月旦，或鸿篇巨制之录，诗话词话，往往有之，虑涉标榜，亦不敢效颦。戒律所在，拳拳服膺，倘亦我执与。己丑三月，陈匪石自识。
●卷上
○诗馀说
词曰诗馀，昔有两解。或谓为绪馀之馀，胡仔曰：“唐初歌词，皆五七言诗，自中叶以後，至五代，渐变为长短句，至本朝而尽为此体。”张炎之说亦同，药园词话因之，遂追溯而上，谓“殷其雷，在南山之阳”为三五言调，“鱼丽於，尝鲨”为四二言调，“遭我乎{狃山}之间兮”为六七方言调，“我来自东，零雨其。鹳鸣於垤，妇叹於室”为换韵，行露首章曰“厌行露”，次章曰“谁谓雀无角”为换头，则三百篇实为其祖祢。此谓词源於诗，由诗而衍，与骚赋同，班固以赋为古诗之流，说者即以词为诗之馀事矣。或谓为赢馀之馀，况周仪曰：“唐人朝成一诗，夕付管弦，往往声希节促，则加入和声。凡和声皆以实字填之，遂成为词。词之情文节奏，并皆有馀於诗，谓之诗馀。”此以词为有馀於诗也。沈约宋书曰：“吴歌杂曲，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又因弦管金石作歌以被之。”况周仪引以说词，谓“填词家自度曲，率意为长短句，而後协之以律，此前一说。前人本有此调，後人按谱填词，此後一说。歌曲若枝叶，始於词，则芳华益。”即所以引申“有馀於诗者”也。愚以为词之由来，实以歌诗加入和声为最确。唐五代小令，或即五七言绝，或以五七言加减字数而成，如茹溪渔隐丛话所举之瑞鹧鸪、小秦王，可为明证。又所谓小秦王必须杂以缠声者，即加入和声之说。盖始则加字以成歌，继乃加字以足意。诗由四言而五言而七言，不足则加和声而为词。词调既定又不足，而加和声而为曲，此诗词曲递嬗之迹，所谓言之不足，则长言之，长言之不足，则嗟叹之。凡以宣达胸臆，陶写性情，务尽其所蓄积，始简毕钜，自然之理。则为馀於诗，而非诗之馀，与胡张二氏之说，并不相悖也。
○和声说
和声本有声无词，在毛诗为兮，在楚词为些，在古乐府为呼犯之类。今歌昆曲，歌皮黄，皆有无字之腔，俗名过门，亦曰赠板。宋人名以和声缠声虚声，其着急在拍眼。词之令引近慢，即由拍眼而分。今虽不明其拍眼如何，然观张炎词源所言，可窥及之。因各字之间，其声长短不一，故填以实字，亦可多可寡，在南北曲之半字，最为明显。词因所填之字，由无定而渐归有定，遂泯其迹。然亦有迹象可寻者，如“也罗”“知摩知”“闷闷闷”之类。和声之字，既可多可少，於是有同一调而字数不同者。例如临江仙，或五十四字，或五十六字，或六十字。诉衷情之双调，或四十一字，或四十四字，或四十五字。而卜算子、酒泉子、风入松等调，莫不皆然。又如高阳台，同一吴文英作，而换头或七字不协韵，或六字协韵。玲珑四犯歇拍，史达祖比周邦彦多二字。洞仙歌、二郎神、安公子等调，亦率类此。大抵一句之中有一字至二三字之伸缩，皆由所填和声之多寡。深知音律之宋贤类知之，而能为之犹元明至今制南北曲者，同一牌调，而所填半字多寡有无，可以任意也。至减字木兰花、促拍丑奴儿、摊破浣溪沙、转调踏莎行之类，因节拍之变而增减其字，而句法变，协韵亦变，皆由和声而来。单调加後遍，为双调，原不属和声范围。而前後编相同之句法，忽有一二字增减者，仍由於此。填词图谱、啸馀图谱等书，别之曰第一体、第二体、第三体。万树驳之，谓第一第二等排列，不知所据。所著词律，改以字数为次第，短者居前，长者居後，称之曰又一体。词谱作於万氏之後，亦沿其例。虽似无可议，然关系全在和声，并非体制之异。谱律既未知此，王敬之、戈载、徐本立、杜文澜，对於万氏有攻错，有拾补，亦未思及。然苟明於和声之用，则此疑问，早迎刃而解。愚谓应就古词字数多寡不同之处，注明某人某句多一字，或少一字。再就句中平仄或四声参互比照，即见和声之所在。所以致此之故，亦了然於心目中。万氏定体之辨，可以不作矣。惟词之音律拍眼，自元曲行後，即失其传，今更无可考。後人填词，只能依宋以前名作，按字填之，不得任意增损，以蹈於不知而作之嫌，致与明人之自度腔等讥耳。
○宫调说
明清填词家之说，有句有读，有韵有协，有平仄，有四声。然所谓律者，本非如此。唐宋之词用诸燕乐，燕乐之源，出於琵琶。隋书音乐志、新唐书礼乐志、段安节琵琶录、［一名乐府杂录］宋史、辽史，言之綦详。宋蔡元定有燕乐新书，清凌廷堪作燕乐考原，就琵琶录之四均二十八调，诠释详明。四均者，平声羽，上声角，去声宫，入声商。每韵七调，徵配上平，有声无调。宋仁宗乐髓新经，又有八十四调，本“五声十二律旋相为宫”之说，以黄钟大吕等十二律为经，四均以外，加徵、变徵、变宫七声为纬，迭相配合，得八十四。张炎词源为之图表，郑文焯律，复加校注。陈沣著声律通考，二十八调、八十四调，各有专篇。然迄於南宋，则行七宫十二调。徵与二变不用，角亦早废，羽为宫半，故实用者只宫商二均。又去大吕宫［宋史乐志姜夔大乐议作太簇与他书不同，疑误。］之二高调，遂为十二，是不独无八十四，且无二十八矣。至声律之标识，则古用十二律之首字，宋始用六凡工尺上一四勾五之记号。节拍则有所谓住制扌肯打，又有所谓杀声，姜夔名以住字，正犯、侧犯等犯调，即以住字为关键。考之白石道人词曲旁谱，似即协韵所在。词源又云：“缠令四片，引近六均，慢曲八均。” 则为词之拍眼，令引近慢，由此而分。就词言律，确为上述各事。惟元代即已失传，调名如黄钟宫、仲吕宫之类，各书所用，且混淆而莫辨。考古者虽爬搜掇拾，终以无从审音，不能验诸实用，则律之亡久矣。然读尊前集、金奁集、乐章集、清真词、白石道人歌曲、梦窗词，及凡词集之注明宫调者，有志索解，只能博览上述各书，以考古之法，得声律之大凡。又宋沈括梦溪笔谈、清方成培词麈、张文虎舒艺室随笔，亦资旁证。
○词律与词谱
以句法平仄言律，不得已而为之者也。在南宋时，填词者已不尽审音，词渐成韵文之一体。有深明音律者，如姜夔、杨缵、张枢辈，即为众所推许，可以概见。及声律无考，遂仅有句法平仄可循，如诗之五七言律绝矣。万树词律，作於清康熙中。前乎万氏者，明有张诗馀图谱、程明善啸馀谱。清有沈际飞词谱、赖以填词图谱，触目瑕瘢，为万氏所指摘。证以久佚复出之各词集，万说什九有验。惟明人以五十九字以内为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为中调，九十字以上为长调，其无所据依，朱彝尊讥之，实先於万氏。万氏之书，虽不能谓绝无疏舛，然据所见之宋元以前词，参互考订，且未见乐府指迷，而辨别四声，暗合沈义父之说。凡所不认为必不如是，或必如何始合者，不独较其他词谱为详，且多确不可易之论，莫敢訾以专辄。识见之卓，无与比伦，後人不得不奉为圭臬矣。後乎万氏者，有白香词谱，有碎金词谱，既沿词谱体例，取材不丰。中申芗天籁轩词谱，虽偶补万氏之阙，亦莫能相尚。清圣祖命王奕清等定词谱四十卷，後於万氏三十年，沿袭万氏体例。中秘书多，取材弘富。且成书於历代诗馀後，词人时代後先，已可考见。依次收录创调者，或最先之作者，什九可据。惟以备体之故，多觉滥，所收之调，涉入元曲范围，又不如万氏之严。同治间，徐本立参合所见之晚出各书，作词律拾遗。杜文澜又据王敬之、戈载订正万氏之本，并参己意，作词律校勘记。然词集孤本，续出不穷，不得谓徐、杜已竟其业也。
○论词韵
词为韵文，用韵且与诗异，而韵书不可见，学者苦之。然三百篇、离骚、汉魏诗赋，皆无可据之韵书。郑庠、陈第，就诗骚文句以求韵，历顾、江、戴、段、孔、江诸大师，至丁以此而益密，遂成古韵之学。词韵亦然，其见诸记载者，朱希真尝拟应制词韵，张辑释之，冯取洽增之。元陶宗仪欲为改定，然其书久佚，目亦无考。於是有以曲韵为之者，啸馀谱载中州韵，谓宋太祖时物，似在朱希真之前。然与五代宋词用韵多不合，与元曲用韵相似。戈载不敢断为伪，而疑为周德清中原音韵所本。中原音韵以平上去相从，分十九部，入声分隶三声，实为曲韵。厉鹗论词绝句曰：“欲呼南渡诸公起，韵本重雕べ斐轩。”自注：曾见绍兴刊本。秦恩复於嘉庆间，假研经室藏本刊之，但疑为元明人所为，专供北曲之用。盖亦分十九部，入声分隶三声中之七部，名曰作平、作上、作去，视中原音韵只标目微异也。故词韵之探索，只能师郑庠诸人之法，就宋以前词求之。清初沈谦等词韵，毛先舒为之括略，仲恒复加订正。依平水韵一百六部韵目，平统上、去，分十四部，入声独立分为五部。毛先舒曰：“沈氏博考宋词，以名手雅篇灼然无弊者为准。”戈载生道光间，其父戈小莲，游钱大昕之门，通晓音韵，既承家学，并擅倚声。因沈韵以考宋词，用集韵之目，救平水韵界限不清之失，而十四部五部之分，一沿沈氏之旧。後之填词者，翕然宗之。前乎沈氏，有胡文焕文会堂词韵。後乎沈氏者，有李渔词韵、许昂霄词韵考略、吴良、程名世学宋斋词韵、郑春波绿漪堂词韵，讹误所在，戈氏曾言之，见词林正韵发凡。
○词韵与诗韵
词韵与诗韵之异，广韵、集韵，皆二百六部，今之诗韵（即平水韵）一百六部。而词韵则仅十九部，固与二百六部变为一百六部者不合，即与广韵、集韵、集韵、礼部韵略所注之同用者亦不合。其与曲韵之异，虽同为十九部，而曲韵於今之支、微、齐分二部，寒、删、先分三部，［三部各字分隶与诗韵不同。］麻分二部，覃、盐、咸分二部。词韵则皆不分。入声五部独成一类，异於曲韵之附入三声。盖词之用韵，平声入声皆独押，上去通押。其有平上去通押者，亦不与入声混。所谓上不类诗，下不堕曲，韵亦其一事也。至与古韵之别，则按诸集韵韵目，古韵江与东、冬、锺通，词韵江与阳、唐合，在韵学方面，为唐宋以後之大变化，同於切韵指掌图，而开中原音韵、洪武正韵之先。灰与ㄉ分，元与魂、痕分，则仍承古韵之旧。而其他分合，与清儒各家之古韵分部，亦不相同。至佳分为二，一入皆、ㄉ，一入麻，则古今皆无之。
○入声分部
入声分部，任何韵书均少於平上去，盖入声之字较少。试以发声收声均同之音，依四声次第呼之，至入声辄有无字者，甚且有不能成声者。因之有古无入声之说，且可举某地某地之方音为证。曲韵无入，即源於此。江永、戴震因毛诗及其他先秦古籍之韵，比照唐宋相承之广韵，於四声之配合，遂有异平同入之发明。孔广森更进一步，谓阴阳对转，以入声为枢纽，且推原於因时因地之变迁。孔氏及王念孙，又发见古音之中有去入而无平上者。故入声分部，与三声不能合符，自然之势也。特词韵之五部，既与古韵或广韵之部居不同，与曲韵之分配亦不合，实宋词所用入韵使然，由参互比较而得之，犹之其他三声耳。
○方音不可为典要
陆法言之作切韵也，与刘臻、颜之推等，互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由捃选而决定，叙中曾自言之。盖方音不同，发声收声即多龃龉。观扬雄方言及何休公羊注所称齐人语，许慎淮南注所称楚人语，可见地域异音，实为古今异音之由来。唐宋迄清，有类隔、通转、合韵诸说，以通其变。至章炳麟作成均图，定旁转、对转等例，又有双声相转，济其穷，於是韵部之通转，几恢廓而无遗矣。唐初以许敬宗之议，就切韵各部，注明同用、独用，为後世并为一百六部之滥觞，本非据音理音势，以为分合，如音韵家之所为。词之用韵，虽与诗有相承之关系，然词以应歌，当筵命笔，每不免杂以方音。沈、戈二氏之词韵，固以名家为据，而亦斟酌於唐宋用韵之分合及古韵之分合，犹是陆氏遗法也。惟宋人用韵，每有例外。如真、庚、侵三部，寒、覃二部，萧、尤二部，及入声屋、质、月、药、洽五部，按之古今分部及音理，皆不相通，而有时互相羼杂。即知音之清真、白石、梦窗亦每见之。又如白石长亭怨慢，以无字、此字叶鱼部。梦窗齐天乐之里字叶鱼部，法曲献仙音以冷字叶阳部，风入松以莺字叶阳部。更如入声屋部韵，而清真大押国字，白石疏影押北字。戈氏选七家词，每擅为改窜，致有专辄之讥。然词林正韵发凡，於山谷惜馀欢阁合同押，林外洞仙歌锁、考同押，及梦窗之冷、向，皆谓以方音为协，实颠扑不破之论。愚读宋元词集，如黄裳演山词、洪希文去华山人词，皆与林外同例。以绝不相通之萧、歌两部通押，同为闽人，同用方音，足为确证。又居吴门数年，知以吴音读冷、莺二字，恰与阳部相似。则词之随地取音，求歌者口吻，正与北曲之入附三声同一因素。不同部而互协，职此之由。且方音相近者，在一部之中，或只某字某字而非全部皆通，与言古韵之某字入某部者相类。後人不知其故，援以为例，致有按诸古今韵部无一而合之韵，则学者之过也。吾人今日为词，既非应歌，即不应取以自便。如清真齐天乐、绕佛阁之敛，华胥引之唼怯，玲珑四犯之艳、脸、点，品令之静、影、病，南乡子之寻，白石踏莎行之染，眉妩之感、缆，以及鬲溪梅令、摸鱼儿所用韵，梦窗解连环之白，江南春、暗香疏影之笔，法曲献仙音之点、染，及一寸金之猎、邑、牒、泣、入、业、箧、楫、帖、叶，水龙吟之定、影、兴、茗、紧、隐、近、信，洞仙歌之并、饼、胜、枕、饮、锦，与夫花心动、凄凉犯、蕙兰芳引所用韵，皆不得资为口实，而转相仿效。昔人谓玉田平上去多杂，入声独严。严与杂之分，即古今韵部之合否。方音固不可为典要，借叶亦属曲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