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鉴别问题，我想把它分项来说：一是唐人写本，二是宋刊，三是元刊，四是明刊，五是旧抄，六是稿本，七其它。这样一分，眉目比较清楚。

唐写本

唐写本传下来的多是写经，写经都是手卷。浙江图书馆在解放后，收得五卷，四卷是黄麻纸的，一卷是白麻纸的。写经字体有特殊风格，和宋元本全不相似，非欧非柳，刚劲古朴，看过几卷，就知道了。

写经纸是麻纸，大概出自四川广都。唐人用纸，民间情况不知道，若中央政府用纸，都取于广都。麻纸有二种：一是黄麻，一是白麻，都有罗纹。黄麻是用黄檗染过，用以辟虫，千年不坏，白麻较差。欲辨纸色，必须目见，如字体，也须看过才能知道。

经卷多是佛经。唐人写经，和北魏造像用意一样的，都是祈福的。

据元人陆友《研北杂志》所载：有韩愈的家集，是茧纸写的，正书，而且有韩愈亲手改定的字，藏长安安信之家。据此，我们知道唐人写书，也有用茧纸写的，不一定是麻纸。

五代印本，我只见过雷峰塔经卷。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七日杭州雷峰塔忽然倒塌，发现经卷，乃吴越国王钱俶刻的《陀罗尼经》，时在宋太祖开宝八年，论时代，已入宋朝，而其时钱氏犹未纳土，视作五代刊物亦可。

经卷长七尺六寸，高二寸五分，卷端题曰：“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养”，经文共二百七十一行，每行十字，皮纸印，墨色淡，而无香气。

这种要防的是假造的伪物。这种假货，时有碰到，一看纸色便知。假的纸色是熏黄的，其色死，真的纸色微黄而润。总之，看过真的，假的很容易辨。

宋刊

鉴别宋版书，要汇合各种条件来看，单凭一种，或几种，是靠不住的。请人孙从添说：

“鉴别宋刻，须看纸色罗纹、墨气、字画、行款、忌讳字、单边，末后卷不刻末行，随文隔行刻，又须真本对勘乃定。近又将新翻宋刻，去其年月，染纸色，或将旧纸印本，伪作宋刻，甚多。若果南北宋刻本，纸质罗纹不同，字画刻手，古劲而雅，墨气香淡，纸色苍润，展卷便有惊人之处，所谓墨香纸润，秀雅古劲，宋刻之妙尽之矣。”

这说法，详细是详细了，但少见宋版书的人，看了这段议论，还是不明白。宋刻本不一定都是罗纹纸，墨气也不一定都是香淡，墨如点漆的也有。如北宋刻的《两汉书》。字画行款，仿造甚工的，很难分辨；如王刻《史记》、袁刻《文选》、赵刻《玉台新咏》，人家往往当作真宋本。

至于忌讳字、翻刻的也可照样刻下来，明张志淳的《南园漫录》说：“元灭宋后，刻诸史，如殷敬恒构之类，皆讳，又如恒字省下一画，至今不改”，可证。

至于单边双边，更难一概而论。前人多说宋刻单边白口，不知宋刻双边的也有，不但左右双边的很多，即四周双边的也有。如南宋刻的《南华真经》、《珞琭子三命消息赋》，都是四周双边；宋刻《赵注孟子》，左右双边；宋刻《名公书刊清明集》、《梅花喜神谱》，都是四周双边。

南宋刻本《南华真经》，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

至于黑口，南宋刻的，不少黑口的，如《琴趣外篇》、《刘梦得集》。宋蜀刻大字本《山谷内集注》，尤延之刻《文选》，廖刻《河东集》，都是黑口单边或四周双边。

说到末后卷数，即标记书名的一行，隔行刻，这一点比较可靠，但元刊也有这样的格式。

孙氏所谓墨香纸润，秀雅古劲，总不免笼统一点，初学仅据此两语，无法进行鉴别。

又有一说，宋刻书每行字数和每页行数相同，如每行二十四字，则每页即为二十四行，此说见《重论文斋笔录》卷五。这一说，被王宗炎驳倒了。王氏举了宋刻《仪礼》：每页二十六行，每行二十五字，反驳每页行数适如每行字数之所，甚为正确。

鉴别宋版，牌记最为可靠了，然后翻版也有照样刻的，如五峰阁翻的《东都事略》，也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两行牌记。

宋刻最普通的板式，是板心上记字数，下记刻工姓名，书中多讳字，而五峰阁刻的一一照样刻。此在老眼，一看纸色便知是翻刻，但初学遇此，就不免要被骗了。

鉴别宋刻，我始终认为要每一特点都要注意到，一点对了，再看另一点，另一点对了，再看其他各点，各点都对头，再参考名家书跋，才能作出最后决定。例如字体刀法对了，看纸色，如果竹纸印的，其罗纹是否有两指宽；如为罗纹纸印的更好；若为皮纸印的，看纸是否厚实；若是纸背印的，那就最为可靠了；

又据明陈继儒《太平清话》说：“宋纸于明处望之，无帘痕”是辨宋纸之一法。墨色是否香淡，一闻便悉；墨如点漆的总是极少遇到的。字体刀法纸张墨色都对了，再看板式行款；又都对了，再看看前后序跋，及有无牌记，或校勘衔名，有无前人藏书印记等等，

这样一步一步的审阅之后，再参考前人书目题跋，乃下断语，大概不会错了。

日本人伪作的延喜十三年本《文选》、唐天佑二年本《归去来辞》，纸用写经故纸，字样集写经旧字，活字排印，做得很巧妙，我国傅云龙黎庶昌都被他骗过（《古文旧书考》）。我以为即据活字排印一点，亦可知其伪，因活字发明在宋仁宗时，唐人尚未知活字印书法。傅云龙一见写经纸，经生体字，便惊喜欲狂，宜乎被骗。但凭一点或几点，审别旧刻，鲜有不被骗的。

黄荛圃看的宋本多了，尝自命为老眼，但有时也不免错。如云：“宋本从无阔黑口者”，及见宋刻《新定严州续志》，板口阔而黑，疑非宋刻，后与顾千里仔细研究，乃肯定为宋板，说：“余所藏《中兴馆阁续录》，有咸淳时补板，皆似此纸墨款式，间有阔黑口者，可知宋刻书，非必白口或细黑口也。盖古书甚富，人所见未必能尽，欲执一二种以定之，何能无误耶？”据此可知白口黑口不能作为宋元刊本之唯一区别点。

宋版书，有以纸背印的，前辈审别宋板，往往赖此审定。黄荛圃《跋北山小集》，有云：“书友胡益谦持《北山小集》示余，欲一决其为宋版书与否。余开卷，指示纸背曰：‘此书宋刻宋印，子不知宋本，独不见其纸为宋时册子乎？”

钱大昕《跋宋刻汉书》云：“南宋大字板《两汉书》，有元人重修之板，其纸背多为洪武中废册，知为明初印本也。”

凡纸背印的书，其印纸是审定版本最好的证据，最为可靠。宋时纸厚实，而又两面光滑，皆可印书。元版书亦有之，见《滂喜斋藏书记》：《增修礼部韵略》。

此外辨别宋版，亦有据卷数者，如黄荛圃《跋淮南子》云：“淮南有二本，一为二十一卷，出宋本，一为二十八卷，出道藏；至二十卷者，流俗本也”，知宋刻《淮南子》为二十一卷。亦有单以刻工名字相同，而定版刻年代者。如某书已经审定为宋刊，另有一书其版心刻工姓名，多与已审定者相同，即可据此审定其书亦为宋版，而且是同时刻的。例如《洪氏集验方》宋刻本刻工姓名有黄憲、毛用等人，《伤寒要旨》一书，也有黄憲、毛用等名，即可证定其亦为宋刻，且为同时刻（见荛圃题跋）。遇到这样的情况，审别版本，亦颇省事。但宋刻书差不多都有刻工姓名，（仿刻本少有），很难记得，如能将已见的宋版书刻工，做成索引，那检查就便利了。

宋刻书有元人序，须细心研究。如《文苑英华纂要》八十四卷，宋刻，张氏《爱日精庐藏书志》，因是书有元赵文序，遂定为元刊，其实书中讳字甚多，元人序乃后加，非元刻也。

又书贾往往抽去序跋，以元版充宋版者，不可不谨防。如海源阁藏《大戴礼记》，纸极薄而有罗纹，四周边栏极粗，左右双边，板心上记大小字数，下记刻工姓名，惟宋讳敦慎让敬皆不缺笔，字系赵体，傅沅叔先生审定为宋刊，且云：“最为罕秘，恐世无二本。”一九五八年十月，我到北京，看到是书，审其字体，疑非宋刊。老友陈君恩惠示我另一部同样书，核对，则另一部前有元至正甲午刘真刻于嘉兴路儒学序。海源阁藏本，此序已佚，遂误定为宋本，可知学问之事，真是无穷无尽。

又如《朱子大全》一书，我初遇见时，审其字体版式纸色，疑为元刊，而苦无确证。后承赵斐云先生指点，是书乃明初刊本，书贾往往将序跋割去，冒充元刻，我乃恍然大悟。我所见本，首册为补写本，纸熏得焦黄，贩书者有意作伪，几为所愚。

又如袁刻《文选》，宁波蔡氏墨海楼藏本，缺卷四十一至五十，凡十卷，书贾改补卷数，将卷五十一至六十改为四十一至五十，充足本，又将袁氏牌记悉行割去，在书口上方，补上“淳祐三年善本校刊”两行小字，篆书，充宋刊本。蔡氏作宋本购进，后转归李氏萱荫楼，又作宋本，世袭珍藏。残本充足本，明版充宋版。一书两作假，而购者竟辨不出，作伪之巧妙如是。

蔡氏墨海楼藏《风俗通义》应劭序首行题：“大德新刊校正风俗通义序”，又唷李果序字作隶书，且多古字，很容易看出是明人刻本，不能单凭序文年代。明人序文，一经书友抽去，即为所愚，不可不慎。

我此前尝谓：我们学习旧书版本，做旧书生意的人，就是我们最好的老师。这老师教育很严，时常出难题目考我们，企图我们交白卷，我们十分当心，免交白卷。

明清本子，往往有蓝或黑的大宋体字的扉页书名，印书人叫做头版。这头版也颇重要，也往往为书商割去，冒充宋或元版的。

有一部《诗人玉屑》，乃清初印本，蔡氏墨海楼 作为元刊收进，与袁刻《文选》同样珍视，同置一箱。不知是书首有扉页，题：“处顺堂藏版”，且有“重刊元本”字样，蔡氏所收，失此扉页，遂为人欺，且以欺人，诚然可笑。如此之例，多不胜举。

鉴别宋刊本，如遇宋讳，有“今上御名”四字者，或作“御名”二字者，大概不会假，可径审定为宋刊。惟这样的宋版书，极为少见，翻完一部《铁琴铜剑楼书目》，如此书不过几种而已。

元刊

鉴别元刊本，比较容易，但亦易与明初刊本相混，亦须细心鉴别，多看多问，自有好处，决非孙从添说的：“元刻不用对勘，其字脚、行款、黑口，一见便知。”

元刻黑口，是最常见的形式，但白口的并非没有，如上面提到的王应麟著的《玉海》即是白口。又如《草堂雅集》见《艺风藏书续记》，《五代史记》、《翰苑英华》、《中州集》都是元刊白口单边或双边。又《大元一统志》，元官刊大字本，亦是白口，见《文禄堂访书记》；《至正金陵新志》元奉元路学古书院刊本，白口。

《玉海》即为白口

元刻字体，的确都是赵体字，但明初刊本，亦是赵体字，如何分别，就有问题了。主要的是看序跋，序跋若为书商割去，则查各家书目题跋。元末明初，时代衔接，刻书风气未变，审辨很不容易。一书序跋被割去，别家藏本，不见得都被割去。别家藏本，留有序跋，则题识必提到，参考所及，问题即可解决。

近时所出书目，大都仅记书名、卷数、著者、版本、其他特点，多不记出，甚为简略，对我们鉴别版本，帮助很少。止有善本书志，记载详明，帮助很大。学习鉴别旧版书，对此类书志，不可不多看。多看多记，甚为重要。至于纸墨亦须注意，有时也有帮助。对于已经审定的元版书，有元刻元印的，牢记纸色，亦是佐证之一。总之，单凭字体审定元版，不可靠的。

明刊

明版好像要比鉴别宋元版要容易得多。只看字体纸张，即可决定其为明版，但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若进一步肯定它是原版，还是翻版，遇有黑口大字本，只知它是成、弘以前刻本，要肯定它刻在何时，若无序跋作证，便为难了。又若单凭字体，也是不够得，南北刻书，风格不同，不能一概而论。

其次明人翻宋，如袁刻《文选》等等，人多误认为宋版。钱泰吉《曝书杂记》云：“章如愚《山堂考索》，当时以为元刻，实则明正德时慎独斋本也。”慎独斋为建阳名书坊之一，所刻《山堂考索》，并不甚佳，而且有牌记，人犹误认为元刻，可见鉴别明版，也不是很容易的事。

唐《李峤集》，明嘉靖甲寅江夏黄氏浮玉山房《二十六家唐诗本》，写刻人原题“姑苏吴时用书，黄周贤刻金贤刻”二行，《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误以为宋刻，鲁莽从事，往往有此错误。

明刻原版翻版，最为难辨，若未见过原版，即无从知道。如陈耀文的《天中纪》，传本不少，而原刻极罕见。浙馆藏有几部，都是翻刻。原版书中标题，黑地白字；翻版，仅外作墨围。

又有万历本《国语》，卷端题张一鲲、李时成阅，郭子章、周光缟校，而后有跋，乃吴汝成为重刻张一鲲本而作，倘此跋不存，见者必不知为吴汝成刻本。明冯绍祖校刻《楚辞章句》，原刻版心下方有“杭州郁文瑞书”六字，翻刻没有此六字。

万历本《龙谿王先生语录卷》卷一第一页，板心下方题：“秣陵杨应时书，梅仕见刻”，翻版照样刻下，经核对，则翻板板框高半字，而刀法笨拙异常，若不经意地草草看过，则作原板看了。

明弘治本《盐铁论》

又弘治本《盐铁论》，十行二十字，极有名，有几种翻板。原板《错币篇》有一句“水衡三官作”，正、嘉间刻本作“水衡二官作”，叶德辉却以正嘉本为弘治本原本，《藏园群书题记》有长跋，说明此事。叶氏为板本学名家，而对弘治本《盐铁论》真本，竟分辨不清，可见鉴别明板也非很容易的事。

明板书字体，嘉靖、万历，截然不同，这是就江南本说的；若北方刻本，即不相类。

如嘉靖初年，山东济南刻的《黄帝内经》，书中无刻版年代，仅卷端有“历城教谕田经校刊”一行，字作赵体，很像元板样子；若书商挖去田经一行，冒充元刊，很容易被瞒过。后经查《山东志书》，知田经任历城教谕，在明嘉靖初年，刻书时代乃定；论其字体，较之江南嘉靖本字体，相去甚远。

又如祝允明《怀星堂集》，万历三十七年刻，字体风格，极类嘉靖本，若抽去前序，则皮相之谈者，必以为嘉靖刻，同为江南本，也有这样情况。

又叶子奇《草木子》，正德刊本，董传性《诗史》，万历本，字体皆与常见嘉靖本同。这类刊本，如有遇见，不可不慎区别。

通常审别宋版书，总要查讳字，因宋刻避讳很严，不但真名要讳，嫌名也要避。明嘉靖丙午，武进蒋孝刻的《陶靖节集》，殷敬均缺末笔，而且每卷末记字数，也和宋刊相同，若凭讳字定板本，即要以明刻为宋刻了，遇此等书，不可不慎。

总之，鉴别刊本之为宋为元或明，首先要知道宋元明版的特点，门路摸清，事乃可辨。各朝刻书特点，不止一个，汇集各方面情况，进行鉴别，作出决定，虽不中不远矣。粗心暴气，使不得，主观武断，更要不得，更要细心参考研究。

1961年夏天，我到宁波，协助天一阁主办的清查朱氏别宥斋、冯氏伏跗室藏书工作。在朱家，遇见残本《荆陀粹编》，朱氏原目作宋版，我则断为元西湖书院刻本。前有陈基序，朱氏藏本序已失去，遂误认为宋刻本。又有巾箱本《礼记集说》，朱氏定为元刻本，我审定为明嘉靖本，纸墨刀法无一惊人之处，卷数又与元刊不合，后经查考，确系明刊。

鉴别刊本，大非易事；多积经验，加以总结，是不二法门，勉之而已。

旧抄

关于抄本书的鉴别，宋抄曾在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见到一种，元抄未见；明抄见过多种，可以谈谈。

明抄知名的，很容易辨。名家抄本都有标记：如版心有“叢書堂”三字者，即吴匏庵抄本；有“賜書楼”三字的，便是叶氏菉竹堂抄本；有“玉蘭堂録”四字者，即文衡山抄本；有“鬰岡斋藏書”五字的，便是王肯堂抄本；有“吴县野竹家沈辨之制”九字的，便是沈与文抄本；有“七檜山房”字样的，便是杨梦羽抄本，也有作“万卷楼杂录”字样的；此外如姚舜咨抄本，板心有“茶梦斋抄”四字；秦酉严抄本，板心有“致爽阁”三字，或“玄览中区”四字，或“又玄斋”三字，或“玄斋”二字；祁承㸁抄本，有“淡生堂抄本”五字；毛子晋抄本，板心有“汲古阁”三字，阑外有“毛氏正本，汲古阁藏”八字；谢肇淛抄本，有“小草斋抄本”五字，冯彦远抄本，版心有“冯彦远藏本”五字；冯定远抄本，格栏外有“冯氏藏本”四字；钱牧斋抄本，板心有“绛云楼”三字；叶石君抄本，孙从添称之为至宝的，板框外“朴学斋”三字。

这些都是明人有名的抄本；二冯与钱，已到清初，作清人亦可。

清人抄本，有可记者，如：钱曾抄本，格栏外有“虞山钱遵王述古堂藏書”十字，或无虞山二字；钱谦贞抄本，板心有“竹深堂”三字；徐乾学抄本，板心有“传是楼”三字；朱彝尊、鲍廷博、吴骞、汪小米抄本，皆毛泰纸，无格栏。上举诸家抄本，皆为名家，其书甚可宝爱。

其无名抄本，识别较难。惟明抄，大多是蓝格绵纸，抄写粗率，字画方劲，和清人抄本稍有区别。万一辨不出，即定为旧抄可也。藏书家书目，记录板本，有此一例。

抄本书，总以校过的为佳。抄而不校，终难称善。鉴别高下，以此为准。

我所见过的明抄，要当以汲古阁抄本最为精妙，真是名不虚传。

汲古阁抄本

一九五八年，我在北京图书馆见到两种：一是《西昆酬唱集》，每面十二行，行二十字，纸洁白如玉，墨光如漆，界栏如发，边栏如带，无粗细、无浓淡，字作宋体，精美绝伦；一是《汗简》，稍差一点。此二书汲古阁出售《秘本书目》未载。汲古阁抄本，人称“毛抄”，在明抄中，最为人所重视。

稿本

鉴别稿本，原稿必有涂改，鉴别容易，一见便知；清稿本，就困难了，必须以印记为凭，印记或用姓名，或用别号，或用斋名，其例不一。

一九六零年，浙馆收到一部残本抄本书，收购时，凭卷端“律诗”二字作为书名，不知律诗二字，仅仅是书中诗的分体的标题，而不是书名。此书的书名是《陶庵集》，全书有二十二卷，浙馆只购得残本一册。著者为明末极有名的抗清殉国的英雄黄淳耀，而书中题名为黄金耀，是年轻时的名字，后更名为淳耀。淳耀知道的人多，金耀知道的人就不多了。他号陶庵，书中有陶庵二字阴文印记，故审定为清稿本。

又如明岳凌云著的《绿萝堂诗草》二册，书中无著者姓名，只钤有印记二方：一“广霞”二字，一“凌云私印”四字。因著者曾官宁国，查《宁国府志职官表》，有岳凌云其人，因此著者姓名，乃得肯定；又和书中印记对勘，知道是书为清稿本，纸墨极旧，古色古香，至为可爱。

有知其为手稿，而书中无姓名，那就为难了，要费工夫查考。若预先知道某人笔迹，则也容易解决；但著者千千万万，安能尽知其笔迹？遇此类书，编目问题，只得徐图解决。

佛经

此外，鉴别佛经，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遇宋元刊本佛经，除核对行款以外，须查明当时主持刻经人姓名，有无相合者，又看字画刀法，大致可以肯定是何时印本。

《开宝大藏》为卷子本，犹承唐末五代风气。至元丰三年刻的《崇宁万寿大藏》，始改为梵夹本。因此我认为近时塔出土的佛经，若为梵夹本，而未记明刻印年代的，即难审定其为开、宝以前刊本。明刊《南北藏经》，以及清雍正末年刻的《龙藏》，这三部藏经，传本还不少，尤其是《龙藏》，更多流传，必须分别清楚。

南藏字体，写欧体，刚劲有力，每版三十行，每行十七字，一面六行，一版经文，刚好分五面（佛经版式和普通书不同，它是梵夹本式。印版横式很长，版高不及阔的一半。而与面之间，距离很宽。一版刷下来，可分折好几页。每页末端都留有空纸，以便连缀成册）。

北藏字体，写赵体，显然有区别，而北藏每版二十五行、每行十七字、每面武行，也显然和南藏不同。遇有单本，一见便知。

其有民间私刻单部之经，既非南藏，又非北藏，只看经后题名，决定为某人刊版。清刻《龙藏》，和北藏相比，每版行数相同，每面行数也同，字体又同，所不同的，只是每行字数：北藏行十七字，龙藏行十五字，字较大而已。只此一点，即可判知其为何藏。

佛经还有一种贝叶经，浙馆藏有二夹：一夹三百二十片，一夹二百二十六片，都是巴利文写的。印度经典，有梵文的，是出北印度；有巴利文的，出南印度。今锡兰及缅甸泰国等国的经典，大都是巴利文的。这是据其形状，知其为巴利文，而文字还未认识，故其经名还定不下来。

贝叶的形式，阔以寸许，而长则以尺许，有长有短，有阔有狭，不一定，为一种树叶。树名为贝多罗，简称贝叶，有作多罗树叶的，见《续高僧传》；有作贝多叶的，见孙光宪《北梦琐言》、张世南《游宦纪闻》；其称贝叶经者，见《续高僧传》、《玄奘传》、《册府元龟》卷五十二。

贝叶经，是用铁笔写的，据《游宦纪闻》卷三所记，占城国于显德（后周年号）五年，遣使携猛火油八十四瓶，蔷薇水十五瓶来，其表以贝多叶书之，香木为函。可见贝多叶用以代纸，不一定写经。此种贝叶经，闻印度今亦很少见了，甚为名贵。

又鉴别佛经，还有一条。据日本《图书寮汉籍善本书目》载宋福州开元禅寺刻的佛经（即毗卢大藏），如《阿毗达摩大毗婆娑论》，绍兴戊辰年刻，纸背捺有“开元经局染黄纸”大方印，《阿毗达摩俱舍释论》纸背也有这样的大方印，这是宋刻宋印的大好证据。

以上内容来自毛春翔《古书版本常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