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存的中国古籍图书中，尤其是我们所能见到的宋元明清刻本中，有些还存有牌记。何谓牌记？牌记原指题有文字的板状标志，如布告牌、招牌、门牌等。古时官府用作凭证的小木板或金属板也称牌记。所以牌记有做标志或告示的性质。后来书肆借用其意，在所刻的书之首尾或序页后、目录页后，另刻一墨图记或有形状的牌子。牌子有钟形、葫芦形、荷盖莲座形、碑形、长方形、亚字形、圆形等，并在各种形状的牌子中刻上何年何月某堂某阁某轩某楼所刻或其他字样，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牌记。牌记，宋代刻书即有，元明时，书坊、私家刻书多有效仿，清代的则不多。牌记中之文字，有详有略，多之数行，少则一行。

如果说牌记有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可以作为版本专家鉴定版本的重要依据，以及为文献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图书出版史上提供不少有价值的信息。因为牌记多刻有出版者及刻书的时间，有些牌记还刻有本书的特点以及对出版者艰辛校刻的说明。所以，要了解某书版本项的刻书地点及刻书时间等，牌记所刻的文字是重要参考之一。

先师潘景郑先生序《宋元书刻牌记图录》云：“南宋蹙居临安，设冑监以续雕椠之业，遍及私家坊肆，传刻益繁，间亦附识岁月，镌及牌记，藉睹一书之传绪，可当发轫之权舆焉。元代继宋之业，刻书演变不多，而牌记相应无异。明自万历以前，因仍宋元旧规，晚季渐有演变，衍成扉页专题书名、年月、出处，面目全非。至清代则几于每书扉页，各有署记，无所谓牌记矣。”牌记之产生、发展及消歇，于此可见一斑。

关于牌记，还有各种不同的情况，细说起来，很有点意思。

现存古书最早的牌记，似见于著名的《开宝藏》中。以《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六百卷为例，此经为北宋开宝五年（972）刻元符三年（1100）印《开宝藏》本，其卷二百零六有牌记云：“盖闻施经妙善，获三乘之惠因，赞诵真诠，超王趣之业果然。愿普穷法界，广及无边水陆群生，同登觉岸。时皇宋元符三年岁次庚辰八月日，庆赞记。库头僧鉴智、供养主僧鉴招、印经当讲僧法宪、都化缘报愿住持僧鉴峦。”又如《佛说阿惟越致遮经》三卷（存卷上），北宋开宝六年（973）刻大观二年（1108）印《开宝藏》本。卷末牌记刻：“熙宁辛亥岁仲秋初十日，中书劄子奉圣旨，赐大藏经板于显圣寺圣寿禅院印造。提辖管勾印经院事演梵大师慧敏等盖闻施经……觉岸。时皇宋大观二年岁次戊子十月日毕，庄主僧福滋、管居养院僧福海、库头僧福深、供养主僧福住、都化缘报愿住持沙门鉴峦。”牌记中可见《开宝藏》乃奉圣旨赐大藏经板于显圣寺圣寿禅院印造，包括分工合作，参与印书的僧人姓名。

历代所刻版本中，辽代刻本最为难得，盖因辽代文化既不繁盛，国祚亦复短暂。而辽刻牌记，也受到宋代刻书的影响，如辽太平五年（1025）刻本《妙法莲华经》八卷（存卷四）：“经板主前家令判官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国子监祭酒兼监察御史武骑尉冯绍文已分之财，特命良工书写，雕成《妙法莲华经》壹部，印造流通。伏愿承此功德，迴施法界，有情同霑利乐。时太平五年岁次乙丑八月辛亥朔十五日乙丑记。”这是佛弟子私家出赀刊刻的。又如《金光明最胜王经》十卷，辽清宁五年（1059）刻大藏经小字本。卷十刻“左街仙露寺秘持大师赐紫比丘尼灵志雕造小字《金光明经》板一部，所集胜利先愿上资□宗皇帝太皇太后兴宗皇帝仙驾御灵，速生乐国，更愿皇太后皇后□□圣寿、皇太叔与妃诸王公主永纳殊祯，法界有情，同霑□□。清宁五年岁次己亥六月甲子二十三日丙子雕毕流通”。此则为寺院所刻。

牌记中文字有多寡之分，文字最少且内容最为简单的，如《潜室陈先生木钟集》十一卷，元建安吴氏友于堂刻本，有一香炉牌记，刻“建安吴氏”，另一方记“友于堂刊”。《纂图分门类题五臣注扬子法言》十卷，宋刘通判宅仰高堂刻本，牌记刻“麻沙刘通判宅刻梓于仰高堂”。再如《直音傍训尚书句解》十三卷，元泰定敏德书堂刻本，牌记上仅有“敏德书堂刊行”六字。

牌记上的文字越长，越能说明本书的特点或刊刻经过，是研究中国古代出版史、印刷术上的重要材料。我所见过的《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元定宗四年（1249）张存惠晦明轩刻本），大约是牌记中文字最多的一种，牌记上刻双龙戏珠，有篆文“重修本草之记”，下为龟形底座。有云：“此书世行久矣，诸家因革不同，今取证类本尤善者为窠模，增以寇氏衍义，别本中方论多者，悉为补入。又有本经别录先附分条之类，其数旧多差互，今亦考正。凡药有异名者，取其俗称，注之目录各条下，俾读者易识。如蚤休云紫何车、假苏云荊芥之类是也。图像失真者，据所尝见，皆更写之。如竹分淡、苦、堇三种，食盐著古今二法之类是也。字画谬误，殊关利害，如升斗、疽疸、上下、千十、未末之类，无虑千数。或证以别本，质以诸书，悉为釐正，疑者缺之，敬俟来哲，仍广其脊行，以便缀缉，庶历久不坏。其间致力极意，诸所营制，难以具载，不敢一毫苟简，与旧本颇异，故目之曰重修。天下贤士夫，以旧鉴新，自知矣。泰和甲子下己酉冬日南至晦明轩谨记。”此牌记告诉读者及顾客的是，本书内容可靠，质量保证。

张存惠晦明轩刻的另一部书《增节标目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元宪宗三年至五年（1253——1255）张宅晦明轩刻本］一百二十卷，在冯时行序后的牌记云：“《通鉴》一书，学者常病卷帙浩繁，未易遍窥，往往采摭切要，以便披阅，然或好尚不同，去取各异。惟此本寔东莱先生亲节，详而不繁，严而有要，标目音注，各有条理。然其间闻人异事，嘉言善行，间有遗脱者，证以监本，悉为补入。又每卷末，各附温公考异，随事增以诸儒精议，及诸纲目，其举要历，则见历代之年数；其君臣事要，则为事类之领会。又如纪传要括，秘承外纪，问疑释例，世系地理图之类，皆其精要，比之诸本，加数倍矣。纤悉备具，靡有缺遗，不欲私藏，爰攻梓以与天下贤士夫共之。泰和甲子下癸丑岁孟冬朔日，平阳张宅晦明轩谨识。”

牌记一般都不大，如庞然大物占据一页之地者不多见。如《尔雅》三卷，元大德三年（1299）平水曹氏进德斋刻本，牌记有一页大，刻“一物不知，儒者所耻，闻患乎寡而不患乎多也。《尔雅》之书，汉初尝立博士矣，其所载精粗钜细毕备，是以博物君子有取焉。今得郭学纯集注善本，精加订正，殆无毫发讹舛，用锓诸梓，与四方学者共之。大德己亥，平水曹氏进德斋谨志。”再如《坡仙集》十六卷，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金陵陈大来继志斋刻本，牌记占一整张，刻“万历庚子岁录梓于继志斋中”大字。

对于牌记所刻的位置，也有一些较特殊的例子，《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一卷，宋开宝八年（975）刻本，图前文字应是牌记性质：“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养。乙亥八月日纪。”有的牌记在序的第一页“序”字之下，如《尔雅》三卷，元雪牕书院刻本，牌记内刻“雪牕书院校正新刊”。有的牌记在目录页前，如《新刊补注释文黄帝内经素问》十二卷，元后至元五年（1339）胡氏古林书堂刻本，牌记内刻“是书乃医家至切至要之文，惜乎旧本讹舛漏落，有误学者。本堂今求到元丰孙校正家藏善本，重加订正，分为一十二卷，以便检阅。卫生君子，幸垂藻鉴”。有的在目录页正式目录之前第二行，如《琼琯白玉蟾上清集》八卷，元建安余氏静庵刻本，刻“建安余氏刊于静庵”。有的甚至在卷一第一页右下空白处刻有牌记，如古文会选》十卷，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王氏家塾刻本，就刻有“至正甲辰王氏家塾刊行”。以上这种情况，都是很少得见的。

牌记上的字体，多数为楷书，但也有作隶书或篆书的，但作草书者最少，如《重刊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三十卷，元刻本。

牌记中有直书一行、双行或更多至五行，也有多至十行者不等。如一行者，《周易程朱传义》二十四卷，明嘉靖福建建宁府知府曲梁杨一鹗刻本，卷二十四末有“福建建宁府知府曲梁杨一鹗重刊”一行。又书院刻本的牌记也有一行者，简单明了，如《豫章罗先生文集》十七卷，元至正二十五至二十七年（1365——1367）豫章书院刻本，有“至正乙巳秋沙阳豫章书院刊”。

牌记大小不一，形式亦各式各样，有的牌记的四边都有花纹图案，有的则是椭圆形、长方形、钟鼎形、亚形、琴形、荷盖莲座形、象（大象）形，甚至还有童子形的。

有的牌记似一张琴状。如《魁本大字详音句读孟子》二卷，元广阳罗氏刻本，牌记内刻“广阳罗氏鼎新刊行”。又如前面提到的《增节标目音注精议资治通鉴》一百二十卷，目录后有一琴状牌记，刻“平阳张宅印”，又有一钟形牌记，“晦明轩记”。

钟形牌记者，如《类编阴阳备用差穀奇书》□卷，元后至元三年（1337）刻本，牌记内刻“至元三年丁丑仲秋校正足本鼎新刊行”。

荷盖莲座牌记者，津所见颇多。此种形状的牌记，最早的在北宋，我早年见过的北宋刻本《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一卷，卷末有荷盖莲座牌记，但内里无字。元代杭州路余杭大普宁寺刻的《普宁藏》中，有《不空羂索心咒王经》卷上末也有荷盖莲座的牌记，内里刻的居然是西夏文字，而后来的元明刻本中似乎也没有文字。我所见到明代最早的有明成化刻本《白衣观音五印心陀罗尼经》一卷，荷盖莲座牌记内刻“奉佛锦衣卫信官韩安同室卫氏妙福等，于成化五年闰二月内，发心喜舍资财，印造《白衣观音五印心陀罗尼经》一千卷，祈求子嗣，所集功德吉祥如意者。成化五年月日。”明代比较早的，我还见有《殿阁词林记》二十二卷，明廖道南撰，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书林詹氏就正斋刻本。目录后有牌记，刻“嘉靖壬子书林詹氏就正斋刊”。

此类荷盖莲座牌记至万历间坊本最盛，我曾收集到数十种之多。如《易经抉微》四卷图一卷，明版筑居刻三色套印本，卷四末有“金陵版筑居傅少山梓行”。又如《古文类选》十八卷，明隆庆六年（1572）顾知类、徐宏等刻本，牌记内刻“知归德府揭阳郑旻选，同知归德府济南魏宗方校，商丘县知县清河顾知类、归德府教授临川徐宏同订刻”。此书当是官府中人请坊肆所刻。再如《刻梅太史评释骆宾王文抄神驹》一卷，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刻本，牌记内刻“龙飞万历丁未岁刘龙田精梓发行”。再如《四书经言枝指纂》十六卷，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书林黄氏近岭刻本，牌记内刻“万历戊午之吉书林黄氏近岭重梓”。荷盖莲座形牌记，这种形式似乎在福建地区特别流行，这或许也和其时佛教盛行有关系。

童子牌记者，如《杜律二注》四卷，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郟县熊凤仪退省堂刻本。有二牌记，一刻一着鞋面左小童双手托荷盖莲座长型木牌，内刻“嘉靖丁未秋九月刻于郟县之退省堂”；一刻一赤足正面小童双手托荷盖莲座长型木牌，内刻“嘉靖丁未秋九月刻于郟县之退省堂”。

框外有龙纹装饰者，如《经史证类大观本草》三十一卷，元大德六年（1302）宗文书院刻本，牌记有“大德壬寅孟春宗文书院刊行”二行。

牌记外上下有祥云图案者也不多见，如《奇妙全像西厢记》五卷，明弘治十一年（1498）金台岳家刻本。刻“尝谓：古人之歌诗，即今人之歌曲，歌曲虽所以吟咏人之性情，荡涤人之心志，亦关于世道不浅矣。世治歌曲之者犹多，若《西厢》曲中之翘楚者也，况闾阎小巷，家传人诵，作戏搬演。切须字句真正，唱与图应，然后可令市井刊行。错综无伦，是虽登垄之意，殊不便人之观，反失古制。本坊谨依经书重写绘图，参订编次，大字魁本，唱与图合，使寓于客邸，行于舟中，闲游坐客，得此一览，始终歌唱了然，爽人心意，命锓梓刊印，便于四方观云。弘治戊午季冬。金台岳家重刊印行”。

一书有二种牌记者也罕见，如《何氏语林》三十卷，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何氏清森阁刻本，卷三刻“嘉靖庚戌华亭柘湖何氏繙经堂雕梓”，卷六刻“嘉靖庚戌冬柘湖何氏清森阁雕梓”。

牌记中亦有图画设计极精者，如《大广益会玉篇》三十卷《玉篇广韵指南》一卷，明弘治五年（1492）詹氏进德书堂刻本。牌记之上刻“三峰精舍”，中间为图，绘孔子中座讲学，左右两学生站立。左有“弘治壬子孟夏之吉”，右有“詹氏进德书堂重刊”。两旁之字上下并刻鱼尾状。十一年后，即明弘治十七年（1504）有黄氏集义书堂，又以弘治五年（1492）詹氏进德书堂刻本为底本，重为翻刻《大广益会玉篇》三十卷《玉篇广韵指南》一卷。封面重新设计，为上栏“集义书堂”，中间刻“新刊魁本大字足注玉篇”。左有“以类编文兼百家之体式”，右有“按图切字释千古之猜疑”。另有牌记，袭弘治本牌记之上刻“三峰精舍”，中间为图，绘孔子中座讲学，左右两学生站立。左有“弘治甲子孟夏之吉”，右有“黄氏集义书堂重刊”。两旁之字上下亦刻鱼尾状。又大中祥符牒文后有“弘治甲子岁黄氏集义堂新刊”牌记。此亦可证封面及牌记是不同的。

牌记中，最为实在的大约是医书中的牌记。宋建安余彦国励贤堂刻本《新编证类图注本草》四十二卷，目录页前有木记云：“本草之书，最为备急，出不可缺。旧有《神农》、《图经》、《证类》，板皆漫灭，大则浩博而难阅，小则疏略而不备，图相雕刻而不真，舛误者多。今将是书鼎新刊行，方以类聚，物以群分，附入衍义草木虫鱼，图相真楷；药性畏恶、炮灸制度，标列纲领，了然在目，易于检阅，色色详具。三复参校，并无毫发之差，庶使用者无疑，岂曰小补哉。伏幸详鉴。”目录页后有“建安余彦国刊于励贤堂”。此书为宋通直郎添差充收买药材所验药材官寇宗奭编撰，又由勅授太医助教差充行在和剂办验药材官许洪校正，合唐慎微证类、寇宗奭衍义，加以图相炮制，汇为一编，首尾完整，极为难得。又如《新刊河间刘守真伤寒直格》三卷，元天历元年（1328）建安翠岩精舍刻本，牌记云：“《伤寒方论》，自汉长沙张仲景之后，惟前金河间刘守真深究厥旨，著为《伤寒直格》一书，诚有益于世。今求到江北善本，乃临川葛仲穆编校，敬刻梓行，嘉与天下卫生君子共之。岁次戊辰仲冬，建安翠岩精舍刊行。”

佛经的牌记多为祈福之语。如永乐《北藏》六千三百六十一卷，明永乐十九年至正统五年（1421——1440）刻本。牌记云：“天清地宁，阴阳和顺。七政明朗，风雨调均。百谷常丰，万类咸畅。烽警不作，礼教兴行。子孝臣忠，化醇俗厚。人皆慈善，物靡害灾。外顺内安，一统熙皞。九幽六道，普际光明。既往未来，俱登正觉。大明正统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明代的善书，尤其是私家所刻者多有牌记，内容亦多为祈福解难之语。如明景泰刻本《白衣大悲五印心陀罗尼经》一卷，末刻“差到处州府青田县前急递铺内，见此经发心，请回家侍奉。于丁亥年十二月五日果生一男，有此灵验法，通同妻连氏一娘，今用净财刊板印施，次冀万保，合人口遇诸事吉昌如意者”。又有莲座荷盖牌记云：“大明国京都顺天府大兴县靖恭坊居，佛信官孔祥、室人纪氏妙德，于正统十三年五月内，因病患不安，无伸（神）保佑，恭对三宝前，同发诚心，印施《五印心陀罗尼经》一千卷，用保平安吉祥如意者。景泰元年七月日散施。”又如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陶恩刻本《佛说高王观世音经》一卷，末刻荷盖莲座牌记，内有“内织染局佥书官弟子陶恩奉佛，因为本官御马监掌印太监陈宪偶遭缧绁之中，弟子谨发虔心印造《高王观世音经》一千卷，保佑本官早得解脱此难，永保平安。嘉靖岁次丙寅仲春吉日施”。牌记外又刻“东四焊楼北边灵床胡同沈家印行”。这种佛经多为单刻本，也为功德之书，施舍与人以导人向善。

牌记中的内容，对研究文献学、版本学、出版史、印刷史的学者来说，颇有裨益，对图书馆里的专业人员来说，则是在编目、鉴定版本方面提供了切实的依据。

在各种牌记中，同时有施刻者、校对者、书写者及刻工的牌记，极为稀见。如《虎丘隆和尚语录》一卷，明万历二十年（1592）崑山顾绍芳刻本，卷末有牌记云：“左春坊左赞善兼编修崑山顾绍芳施赀刻此《虎丘隆和尚语录》一卷，昌黎沙弥释净裰对，搓溪王国英书，溧水端继惠刻。万历壬辰春五台山玅德庵识。”此书为《径山藏》零本。

也有一书之刊刻年代、地方、刊刻者的牌记，如《初学记》三十卷，宋绍兴四年刻本，牌记刻“东阳崇川余四十三郎宅，今将监本写作大字，校正雕开，并无讹谬。收书贤士，幸详鉴焉。绍兴丁卯季冬日谨题”。又如《四书集注》二十一卷，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沈氏尚德堂刻本，牌记内刻“至正壬寅武林沈氏尚德堂刊”。在国内鲜见的《新刊五百家注音辩唐柳先生文集》四十五卷，为元俞良甫刻本，卷四十五末有小牌记，刻“祖在唐山福州境界褔建行省兴化路莆田县仁德兴化路莆田县仁德里住人俞良甫，于日本嵯峨寓居，凭自己财物，置板流行。谨题。”俞氏还刻有《月江语录》、《传法正宗记》。如没有牌记上的文字，人们就无法得知寓日先民俞良甫刻书的史实。 

有些牌记，还可探知该书的内容特点，如宋姚铉辑《唐文粹》一百卷，明嘉靖张大轮刻本，书后有牌记云：“《唐文粹》，闽坊旧本舛不可句，苏州近本视昔加善，第中间缺误尚多，盖校仇之渐，其势有如此者。政暇参伍他书，偶有所得，因命郡庠生魏耕阳、应诏谢阜录付坊间梓行。仍习之讹，犹有未得者，不能不致望于海内文献之士也。嘉靖六年冬十月甲子后学东阳张大轮识。”又如《注陆宣公奏议》十五卷，元至正十四年（1354）刘氏翠岩精舍刻本，序后有牌记云：“中兴奏议，本堂旧刻盛行于世，近因回禄之变，所幸元收谢叠山先生经进批点正本犹存，于是重新绣梓，切见棘闱天开，策以经史时务。是书也，陈古今之得失，酌时务之切宜，故愿与天下共之。幼学壮行之士，倘熟乎此，则他日敷奏大廷，禹皋陈谟，不外是矣。至正甲午仲夏，翠岩精舍谨志。”

某书所据之底本，也可从牌记中获知，如杭州沈二郎经坊刻《妙法莲华经》七卷，有云：“本铺将古本《莲经》一一点句，请名师校正重刊。选拣道山场抄造细白上等纸札，志诚印造。见住杭州大街棚前南钞库相对沈二郎经坊新雕印行。望四远主顾，寻认本铺牌额，请购，谨白。”又如《书经集注》十卷，宋蔡沈撰，明万历五年（1577）窦文照写传芳书屋刻本。此本牌记云：“五经四书，举业首务，旧刻颇称善。迩来缕板滋多，不加考正，遂致鱼鲁相溷。而蒙师按本传授，终身染习，误莫大焉。余自请假南旋，侍亲之暇，阅诸典籍，得崑山沈氏所刻《四书》，缮镂工致，诚可爱而传。爰思吾郡甲于两浙，每以书经掇高第，兹不校刊，是诚缺典。乃宗家藏旧本，日加钉正，书之以授诸梓。字画音释，明确无讹，视肆中所售霄壤矣。读者免风叶之叹，亦为斯文一助云。万历丁丑岁。檇李后学窦文照谨识。”

牌记中亦可知某书刊刻者之名姓，如《二史会编》十六卷，明嘉靖四十年（１1561）刻本，卷十六末刻“钦差巡抚云南等处地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蒋会同巡按云南监察御史王、孙案行云南布政司遴委云南寻甸等府儒学教授陈天秩、训导许伯督同生员杨藻校刊。嘉靖四十年五月日谨识”。如《王忠文公文集》二十四卷，明嘉靖元年（1522）张齐刻本，卷二十四末牌记刻“嘉靖改元十月四日，分里台谏坊住人俞良甫，久住日本京城阜近，几年劳鹿，至今喜成矣。岁次丁卯仲秋印题”。俞良甫为寓居日本之华裔，按日本古版《传法正宗记》卷末云：“福建守浙东道委官金华府同知张齐校刊”。

牌记中题书院刻者，如《纂图互注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宋龙山书院刻本，牌记内刻“龙山书院图书之宝”。

至于私家刻书的细节，牌记也有呈现，如《新刊名贤丛话诗林广记》前集十卷后集十卷，宋刻本。此本目后有木记，云：“予性颇爱书，一书未有，必罄囊市之，窘于厥志未伸，群书无由悉备。凡所有者，不过薄于自奉以致之耳。间有先世所遗，十不一二，凡我子孙，宜珍惜宝爱，以承厥志，苟不思得之之难，轻视泛借，以致狼籍损失，不孝之罪莫大焉。至于借匿阴盗之徒，又不仁不义之甚者矣。予故著之简端，使借者守者惕然知警云。大冢宰从孙句容曹淇文汉谨识。”如《汉书》一百二十卷，明崇祯十二年（1639）苏州葛鼎刻本，在序后之次叶有锡璠等十四人衔名，后半有单边牌记，云：“先君子笃嗜古学，自经史诸子，迄唐宋大家，靡不严加订辑，手自点次。捧读遗编，丹黄如昨，不胜感痛。校而刻之，用以广先君子之教尔。崇祯已卯十月望日男鼎谨识。”

家塾刻本也属家刻本之范畴，其牌记亦简略，往往仅刻某氏家塾等字样，如《周易》九卷、《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论语集解》十卷，均为元岳氏荆谿家塾刻本，牌记上也都有“相台岳氏刻梓荆谿家塾”。《汉书》一百卷，宋庆元元年（1195）建安刘元起刻本，牌记内刻“建安刘元起刊于家塾之敬室”。《汉书》一百卷，宋蔡琪家塾刻本，牌记内刻“建安蔡纯父刻梓于家塾”。《后汉书》九十卷，宋建安黄善夫刻本，牌记内刻“建安黄善夫刊于家塾之敬室”。《少微家塾点校附音通鉴节要》五十六卷《外纪》四卷，元至治元年（1321）彭氏钟秀家塾刻本，牌记内刻“至治辛酉彭氏钟秀家塾新刊”。

表示新刊的牌记，如《大广益会玉篇》三十卷，元延祐二年（1315）圆沙书院刻本，牌记内刻“龙集乙卯菊节圆沙书院新刊”。《诗集传附录纂疏》二十卷，元泰定四年（1327）翠岩精舍刻本，牌记内刻“泰定丁卯仲冬翠岩精舍新刊”。

表示重刊的牌记，如《方是闲居士小稿》二卷，元至正二十年（1360）屏山书院刻本，有“至正庚子仲冬屏山书院重刊”。另《书集传》六卷《书图》一卷，元至正十一年（1351）德星书堂刻本，牌记内刻“至正辛卯孟夏德星书堂重刊”。《诗集传名物囗音释纂輯》二十卷，元至正十一年（1351）双桂书堂刻本，牌记内刻“至正辛卯孟夏双桂书堂重刊”。这二种书是二家书坊同年同季所刻，牌记中的文字除出版者外，其他都相同。

可知某书为补刻本的牌记，如《论衡》三十卷，宋乾道三年（1167）绍兴府刻宋元明递修本，有“正德辛巳四月吉旦南京国子监补刊完”。

大约是对于不耻之徒盗刻图籍之痛恨，刻书者在牌记中也会表白态度，予以鞭挞。《唐会元精选批点唐宋名贤策论文粹》八卷，明叶锦泉刻本，其牌记云：“告白士夫君子。此书乃唐公亲自批点校正，字样无差，今被本行无籍棍徒，省价翻刻，批点字画，差错甚多，亦无校正，哄骗人财，况价一般。买书君子，恐费唐公精选批点之功，务要辨认端的。此牌为记，见住三山衔，浙江叶氏锦泉印行。”

也有并非牌记，只是在卷末刻一行字而并无框者，如《黄氏补千家注杜工部诗史》三十六卷，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詹光祖月崖书堂刻本。有“武夷詹光祖至元丁亥重刊于月崖书堂”字一行。又如宋书棚本几乎都在卷末有一行刻书文字，如《王建诗集》十卷，宋临安府陈解元宅刻本，有“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巷口陈解元宅印行”字一行。《文选五臣注》，宋绍兴杭州猫儿桥笺纸马铺钟家刻本，卷三十末有“杭州猫儿桥河东岸开笺纸马铺钟家印行”字一行。

无论是家刻或坊刻，牌记上往往有类似商业广告性质的文字，尤其是专以营利为目的坊刻，除向顾客传布书本信息，以达销售目的外，同时也暗含同行业竞争的“品牌意识”。以元刻本《书集传》六卷为例，其牌记云：“两坊旧刊诗书集传，俱无音释，览者有遗恨焉。本堂今将书传附入鄱阳邹氏音释，诗传附入金华许益之名物钞音释，各依名儒善本点校，句读仍取纂图，寘之卷首，大字刊行，精加校正，无差庶几，读者豁然无疑矣，与坊中旧本玉石判然，收书君子幸鉴。正甲午孟春日新书堂谨记。”又如《精选名儒草堂诗馀》三卷，元刻本，总目后有牌记，“唐宋名贤词，行于世尚矣。方今车书混一，名笔不少，而未见之刊本。是编辄欲求备不可，姑摭拾所得，才三百余首，不复次第，刊为前集。江湖天宽，俊杰何限，傥有佳作，毋惜缄示，陆续梓行，将见愈出而愈奇也。”再如《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五十卷，宋乾道麻沙镇水南刘仲吉宅刻本，“麻沙镇水南刘仲吉宅，近求到《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计五十卷，比之先印行者增三分之一，不欲私藏，庸馋木以广求传，幸学士详鉴焉。乾道端午识”。

任何一个朝代的商人，都极为讲究招牌，因为招牌起着广告的作用，而牌记也能体现。宋建安魏仲立宅刻本《唐书》，牌记云：“建安魏仲立宅刊行。收书贤士，伏幸详鉴。”所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货比三家，是不少人购买商品的心理反映。此不多之文字，就是要让“收书贤士”“详鉴”，认清“建安魏仲立宅”的招牌。又如明万历十九年（1591）书林陈春积善堂刻本《新刊重考全补发微历正通书大全》四十卷，牌记云：“通书一书，名色杂出，五行倒论，秘传悉湮。兹因受凌冈全补历正通书一部，命工锓梓，荣惠天下，以便选览。凡我四方君子，务要认取书林后街积善堂茂和续刊，增补图局，明白标题，方为的实者。万历壬辰年孟春月吉旦日陈氏刊行。”“凡我四方君子，务要认取”者，即要认明积善堂陈茂和者。

牌记中的广告语，实际上是人们的商品意识以及经营手段的进一步体现，作为“生意经”中的一个环节，是在通过词汇、句式乃至语篇的表达形式上，使顾客产生兴致，而付银购书。明万历间，杭州有书坊24家，苏州有37家，南京竟达93家，店多成市，且相对集中。如前段中之“书林后街”当为书坊集中之街道，既有“后街”，必有“前街”。所以，牌记中的广告语是创意的重要竞争手段，它作为一种实用文体，有其独特的文字风格，如若有学者研究古代的商业宣传用语，那这些牌记文字，不啻为极有价值的材料。

虽然牌记作为版本鉴定的重要依据，不过，有一点需引起注意的，那就是有些翻刻本，就将所据以刊刻底本上的牌记照样翻刻，最典型者为《玉台新咏》。还有一种情况，不良书估也会在图书流传过程中，在牌记上作伪，将原书牌记全部剜去，或剜去牌记中之关键字，以蒙骗藏家，以充更早时刻本。书估做假，花头之多，会使人眩然，甚至误判，试举一例：

使藏家及专家学者上当受骗最多者，以津所知，为《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十卷后集十卷续集十卷别集十卷。明代的几个版本中，最难搞清楚的就是明宣德二年建阳书林刘克常刻本。此本在目录页后有牌记，刊“《源流至论》一书，议论精确，毫分缕析，场屋之士得而读之，如射之中乎正鹄，甚有赖焉。然此书板行于世久矣，先因回禄之余，遂为缺典。本堂今求到邑校官孟声董先生镛抄本，欲便刊行，惟恐中间鲁鱼亥豕者多，更于好事外访购到原本，端请名儒重加标点，参考无误，仍分四集，敬寿诸梓，嘉与四方君子共之。幸鉴。宣德疆圉协洽之岁仲夏，建阳书林刘克常敬识”。故此书之版本应为明宣德二年建阳书林刘克常刻本，日本内阁文库藏本中有宣德二年刘克常刻本牌记。然而多种书志、书目、书影均将此明宣德刻本著录为元刻本，如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南京国学图书馆所《盔山书影》、杨氏《海源阁书目》、《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上海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稿本）、台北《“中央”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等。上海图书馆所藏此本二部，第一部牌记“疆圉协洽之岁仲夏建阳书林刘克常敬识”之“疆圉”前二字，及卷端第一行下“前集”二字被挖去。第二部牌记则全被挖去。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本，曾经李致忠考证，并参考《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认定为元至正二十七年刘克常刻本。今《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1987年，书文献出版社）著录此书两部，仍误作“元至正二十七年建阳书林刘克常刻本”。台北“国家图书馆”全帙二部，目录页后牌记皆有书估割裂痕迹。

《至论》的宣德二年（1427）建阳书林詹氏刻本、宣德二年（1427）建阳书林朱士全刻本，很多重要学者、专家在鉴定著录中也有失误，关键就在于受到书估篡改过的牌记的误导。《至论》还有一个版本，是弘治二年（1489）梅隐书堂刻本，也是易为书估作伪的本子。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为原沈氏研易楼藏书，此本前集目录页末尾题前原有六行牌记，已遭估人割去。罗振常跋将此弘治本看成了元刻本，也是偶然的一次失误。台北“故宫”的版本专家，因此本之木记被割去，未审所云，只好先依据前人之鉴定，“姑定为元刻，以俟后考”。再如《增修附注资治通鉴节要续编》三十卷，为明宣德九年（1434）朱氏尊德书堂刻本，此本目页下镌牌记“宋礼部员外郎兼国史院编修官李焘编，书林增入音释批点校正重梨，大德甲寅朱氏尊德书堂印行”三行。按，大德无甲寅，此牌记“大”字，系后人剜去“宣”字后重加，故此为宣德本。

有意思的是，明代万历及万历以后的版本，有牌记的很多，但是清代，无论公家、私家、书坊，在它们所刻的大量图书中，有牌记者甚少。津尝翻过一万五千余部清代及民国出版的线装书（“哈佛燕京”有二万部），包括善本及普通本，也注意到这种现象，目前无暇，待诸它日，当可细思。或许此种现象，早有高手做过研究，也不得而知。

介乎于牌记上的说明文字之外，书肆的刻本在目录页或前或后、或在卷末，住往亦有类似的说明、识语、刊语文字出现，文字似刻书告白。这种情况在宋代刻本中即有。如宋刻本《抱朴子》卷二十末刻“旧日东京大相国寺东荣六郎家，见寄居临安府中瓦南街东，开印输经史书籍铺。今将京师旧本《抱扑子》内篇校正刊行，的无一字差讹，请四方收书好事君子幸赐藻鉴。绍兴壬申岁月旦日”。北宋时之东京，即今之开封。《东京梦华录》中云：“相国寺大街皆是幞头腰带经籍铺。”又《苏文忠公文集》卷六《乞赐州学书板状》云：“寺东门大街皆是幞头腰带经籍铺。”荣六郎家书籍铺，旧时即在东京大相国寺东，后因靖康之难，由旧京师避祸而迁至临安者。此种告白表明该铺是老字号，为旧铺新张，且质量保证。

宋绍熙建阳余仁仲刻本《春秋公羊经传》之何休序后有刊语六行，云：“《公羊》、《穀梁》二书，书肆苦无善本，谨以家藏监本及江浙诸处官本参校，颇加釐正，惟是陆氏释音字，或与正文字不同。如此序‘釀嘲’，陆氏‘釀’作‘让’，隐元年嫡子作適归，‘含’作‘唅’，召公作‘邵’，桓四年曰‘蒐’作‘廋’。若此者，众皆不敢以肊见更定，姑两存之，以俟知者。绍熙辛亥孟冬朔日，建安余仁仲敬书。”

而元代的坊间也延续了宋代的这种文字形式，如元代翠岩精舍刻《渔隐丛话》，在目录标题后有六一堂刻书告白，云：“车书一家，文风鼎盛，经史诸集，焕然一新。至于诗家评话，刊行尤多，惟《渔隐丛话》是又集诗家之大成者，尚此阙焉。元来善本，己有舛误，况板经九十余年，讹脱尤甚。今本堂广求古今文集，补讹订舛，重新绣梓，庶可备牙籤三万轴之储，锦囊三千首之助。高山流水，必有赏音。六一堂馀白。”

《伯生诗续编》，目录后的刻书识语曰：“是集乃学士晚年所作，比常作尤为得意，敬刻梓与骚坛共之。时至元后庚辰刘氏日新堂谨识。”刘氏日新堂，自元至明，近二百年之久，刻书甚多。此亦典型之广告用语。

再如元刻本《韦苏州集》之卷末，刻有“韦应物居官自愧闵闵，有卹人之心。其诗如深山采药，饮泉坐石，日晏忘归。孟浩然如访梅问柳，偏入幽寺，二人趣意相似，然入处不同。韦诗润者如石，孟诗如雪，虽淡无采色，不免有轻盈之意。德祐初初秋看二集并记。须溪”。此段文字后又刻“孟浩然诗陆续刊行”八字。这二段文字，当可知坊肆借刻《韦苏州集》，将刘须溪对韦应物、孟浩然的评价，设计成新书广告，也是生意经之一招也。

牌记，或者也可看成是今天出版的图书上的版权页的先声，然而后者毕竟更为踵事增繁了。千年以后的今天，事物的发展，更是超乎古人的想象。现今的版权页上包括出版社的地址、邮编、发行人、书号、印张、字数、册数、条形码等等，都是前人所不能想到的。然而，在这些细致而复杂的信息背后，我们似乎也能看到异时空中其前身古色古香的身。

按，原文载《天禄论丛》2013年第3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