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版本研究向来是道费解的难题。由于历史年代的久远，版本资料的匮乏散佚，尤其是文字记载的扑朔迷离，欲寻觅出《三国志演义》“演化”的轨迹，委实是件颇费功力却难见成效的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描画出一条《三国志演义》版本演变的线索，不当之处，尚祈方家不吝赐教。

在《三国志演义》的众多版本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推嘉靖本和毛宗岗本。毛本后文将详细评述，这里先说说嘉靖本。

嘉靖本，因其卷首附有明嘉靖壬午元年（1522）修髯子（张尚德）引言而得名。又因其卷首另附有弘治甲寅七年（1494）庸愚子（蒋大器）序文，遂被一些人称作弘治本；更有人以此臆测，以为在嘉靖本之前，还刊刻过更早的弘治本。不过，从现存的资料看，并不见弘治本的称呼；况且弘治甲寅距嘉靖壬午仅二十八年，倘弘治本流行，则明后期涌现的大量刊本理应把它作为翻刻的祖本，但事实并非如此。

郑振铎先生在1929年发表《三国志演义的演化》[①]一文，认为嘉靖元年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最早、最善、最接近罗贯中原作面貌的版本，后来的诸本皆源于此本。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学术界几乎已成定论，其实这个问题还是很值得研讨的。嘉靖本的一条注释就有力地说明在此本之前确曾存在一种或数种版本。嘉靖本第12卷第九则《张永年反难扬修》写了这样一件事：刘璋的说客张松谓《孟德新书》乃战国无名氏所作。曹操闻知，不禁诧异：“莫非古人与吾暗合欤？”遂下令“扯碎其书烧之”。紧跟着这段正文的下面还有一条注释：“柴世宗时方刊板。旧本‘书’作‘板’，差矣”。显然，嘉靖本之前，尚存在过一种或数种“旧本”，且旧本的文字与嘉靖本并不完全相同，否则，就不会有“旧本‘书’作‘板’”的话了。

那么，是不是如郑振铎先生所言：“在这许多不同的传本中，足使我们注意的很少，因其本文与罗氏此作第一次刊本的原本并无多大的差别，至多只有几个字的不同，或不关重要的一二句东西的增删而已……此可见这许多刊本必定是都出于一个来源，都是以嘉靖本为底本的。其与嘉靖本大不相同的地方，大都仅在表面上及不关紧要处，而不在正文[②]。”即嘉靖本以后的诸本，皆源于嘉靖本，只不过面目有所不同，而内容一无差别。可事实并非如此，日本的小川环树博士便明确指出：“在毛宗岗成书以前的阶段，插入过嘉靖本中未出现的关羽三子关索的故事。关于关索的故事，也存在并流传过不同形式的异本[③]。”

从小川博士的论述引申开去，我们不禁要问：在嘉靖本出现以后至毛本成书之前的阶段，除关索故事外，内容上就不存在差别了吗？还有没有比内容差异更显著的差别吗？看来，了解嘉靖本以后至毛本以前诸本的基本情况，探索其在各阶段的演变，是件必不可少且相当重要的工作。

由于《三国志演义》诸版本流散于世界各地，实在无缘亲睹，笔者仅就前辈学者穷搜广辑来的资料，略述如下[④]：

《三国志通俗演义》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则，明嘉靖元年（1522）序刊大字本。黑口，无图。半叶九行，行十七字。北京、上海、天津、南京、兰州均有藏。日本文求堂主人藏残本，缺第一本；日本德富苏峰藏残本，存七、八两卷。[⑤]（嘉靖本）

新刻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十二卷二百四十则，明万历辛卯（1591）金陵万卷楼周曰校刊本。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明书林周曰校刊行”。有庸愚子序，修髯子引（无章）。封面上方有周曰校识语。精图，二百四十叶，左右有题句，记绘刻人姓名曰“上元泉水王希尧写”，“白下魏少峰刻”。半叶十三行，行二十六字。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日本内阁文库蓬左文库藏覆本，插图无刻工姓名。（周曰校本）

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二十卷二百四十则，明万历壬辰二十年（1592），闽书林双峰堂余象斗刊本。题“东原贯中罗道本编次”，“书坊仰止余象乌批评”，“书林文台余象斗绣梓”。上评中图下文。半叶十六行，行二十七字。稍异旧本的是，此书增加批评及诗。所评者为事实，不涉文字；诗为周静轩作。日本建仁寺两足院藏一至八和十九、二十卷，英剑桥大学图书馆藏七、八两卷，德斯图加特市符腾堡州立图书馆藏九、十两卷，英牛津大学图书馆藏十一、十二两卷，英伦敦博物院藏十九、二十两卷。（余象斗本）

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二十四卷百二十回，明末建阳吴观明刊本。精图百二十叶，有“书林刘素明全刻像”字样。半叶十行，行二十二字。有眉批总评。首秃子（李贽）序、缪尊素序、无名氏序、读三国史答问、宗寮姓氏、目录。合二则为一回，并取前后二则标题作每回目录。北京大学图书馆，日本蓬左文库均有藏。（吴观明本）

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二十卷百二十回，明末刊本。题“景陵钟惺伯敬父批评”，“长洲陈仁锡明卿父较阅”。无图。半叶十二行，行二十六字。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钟伯敬本）

李笠翁批阅《三国志》二十四卷百二十回，清初芥子园刊本。图百二十叶。半叶十行，行二十二字。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馆藏。（芥子园本）

毛宗岗批评《四大奇书第一种》六十卷百二十回，清康熙十八年（1679）醉耕堂大字刊本。白口，四周单边。半叶八行，行二十四字。封面上栏刻“声山别集”，下栏右上刻“古本三国志”（占五分之一位置），左刻“四大奇书／第一种”，大字二行（“种”字下有阴文朱印“天香书屋”一枚）。首李渔序，次总目，次绣像，次读法。总目端题“四大奇书第一种总目”、“声山别集”、“茂苑毛宗岗序始氏／吴门杭永年资能氏评定”。各卷端题“四大奇书第一种卷之几”、“茂苑毛宗岗序始氏评，吴门杭永年资能氏评定”。总目与正文板心均刻书名。第93、97、109、119回首叶板心下刻“醉耕堂”。北京图书馆藏。（醉耕堂本）

从版本形态的演变考察，我们不妨将《三国志演义》的版本分成四大系统：一、通俗演义系统；二、志传系统；三、批评本系统；四、毛本系统。倘若按照版本产生的时代先后给它们依次排队，则通俗演义系统居首，志传系统次之，批评本系统又次之，毛本系统属末[⑥]。下面就来具体谈谈它们各自的情况。

一、通俗演义系统：包括嘉靖本、周曰校本、夷白堂本、夏振宇本等。各本均为二百四十则，每则又列有一单句标目，只是嘉靖本和夷白堂本为二十四卷，每卷十则，周曰校本和夏振宇本为十二卷，每卷二十则。周曰校本同于嘉靖本，卷首亦有蒋大器、张尚德两人序文；夏振宇本又从周曰校本出，二者在书名前增添了同样的附属语：“校正古本大字音释”，同样把嘉靖本的二十四卷合并为十二卷，同样保留了蒋、张的序文。夷白堂本行款与嘉靖本同。这些无不表明，嘉靖本同周曰校本、夷白堂本、夏振宇本间的血缘渊流。关于刊行地，有人认为嘉靖本刻于南京，因无充分论据，此说尚存疑；周曰校本是金陵（今江苏南京）；夷白堂是武林（今浙江杭州）；夏振宇本不详。

二、志传系统：包括余象斗本、余评林本、诚德堂本、忠正堂本、乔山堂本、天理图本、联辉堂本、杨闽斋本、郑云林本、汤宾尹本、黄正甫本、朱鼎臣本、忠贤堂本、杨美生本、魏某本、美玉堂本、北图本、种德堂本、雄飞馆本、三余堂本、聚贤山房本、嘉庆本等等。该系统基本以《三国志传》作书名，形式上表现为上图下文，内容上则多插增关索或花关索故事，因绝大多数刊刻于万历年间的福建，尤集中在建阳一带，故又称闽本或建本。

根据关索或花关索的出现情况，该系统又可分成两组：

1.花关索组：

该组本子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名叫花关索的青年和他的母亲胡氏及三个妻子一起来到荆州，青年自谓是关羽之子。此后他转战西川各地，屡建军功，最后病死在云南。这个故事的基本情节与成化本说唱词话《花关索传》[⑦]的内容大致吻合。余象斗本、联辉堂本、杨闽斋本、郑云林本、汤宾尹本、种德堂本等属于此组。这些本子的内容与文字除极个别处外，基本相同。

2.关索组：

该组本子的卷数、内容、版式与花关索组相同，区别只在关索部分，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征讨云南的诸葛亮军中，突然来了一员青年，自称是关羽第三子，名关索。后遂从军作战，但未见立功便失踪了。关于关索登场这一点，与元代《三国志平话》[⑧]相同，但内容各异。诚德堂本、忠正堂本、乔山堂本、天理图本、黄正甫本、朱鼎臣本、杨美生本、魏某本、北图本等属于此组。因其各本之间的繁简颇有出入，故疑非由同一版本而来。

需要再书一笔的是，雄飞馆本是个例外，如套用上面的分组规则，应把它单列为花关索，关索组了。因其第一百五回为《花关索荆州认父》，而第一百七十四回《孔明一擒孟获》里却又出现关索一名。也许是它同时采用两组本子才导致的混乱和矛盾吧。

三、批评本系统：包括吴观明本、宝翰楼本、藜光楼本、绿荫堂本、钟伯敬本、芥子园本、两衡堂本、遗香堂本等。该系统与志传系统的建本间存在着一定的血缘关系。吴观明本的刊行地是福建建阳；藜光楼本虽题作《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然第一百回回末却袭用建本书名，作《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传》；志传系统的朱鼎臣本书名本为《三国志史传》，但封面却袭用建本特有的书名：《李卓吾先生批点原本三国志传》。不过，宝翰楼本、藜光楼本和绿荫堂本的刊刻地点已从建阳移到苏州；它们不但与志传系统决裂，同时也有别于通俗演义系统，其中最重要的标志是将二百四十则改为一百二十回，并借助增加李卓吾或李笠翁或钟伯敬的批评来抬高自己的身价。

四、毛本系统：由毛氏父子批评本及其派生本组成。该系统流传至今的版本约有七十种之多，这里仅录现存最早的一种。

多年来，人们对嘉靖本和毛本比较重视，而于其他版本，尤其是志传系统显然不够关注。其实，倒是《三国志传》可能更接近罗氏原作。有人将多种历史演义排比在一起，惊奇地发现这样一条规律：从史书称“书”引发出来的小说多叫“志传”，从史书名“史”引发出来的小说多叫“演义”。《三国志》既是“志”，那么一般说来，《三国志传》理应比《三国志通俗演义》出现得更早。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姑以嘉靖本和余象斗本为例，看看通俗演义和志传两大系统间的关联。

除图像、批评与卷次等方面有别外，余象斗本与嘉靖本还存在不少差异。

首先，关于关索，嘉靖本不见其人，余象斗本则比较详尽，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1.关羽离荆州往取长沙前，关索偕母胡氏，并三妻三娘、王桃、王悦，不期而来认父。言称曾被索员外收养，又从花岳先生习学武艺，故兼三姓，取名花关索。

2.关索告诉父亲从师所学，“先授黄公三略，后博吕望六韬。”

3.关索随父赴武陵，拜见刘备、诸葛亮。

4.关索随父征长沙，出马刺杀守将杨龄。

5.关羽不杀黄忠却回寨，关索不解，羽答：“要明白杀人。”索曰：“父明见是也。”

——以上见卷九《关索荆州认父》

6.刘备引兵入川，“自与刘封、关索在中军。”

——见卷十《庞统献策取西川》

除以上六处外，尚有十四处涉及关索的内容。以上从余本残存的十四卷中的描写，足见出关索是小说中颇令人瞩目的角色。宋元时期，有不少关于关索的记载，明成化戊戌十四年（1478）还曾重刊过据说翻印元本的说唱词话《花关索传》。如此一位传奇人物，为何在嘉靖本中销声匿迹，而到了后出的余本中，却又活跃频繁呢？是刻书家为吸引读者兴趣、提高经济效益而随意妄加出来的吗？果真如此，我们倒要佩服改编者技艺的高超精妙了。

其次，两书的细节描写颇多差异，兹举数例如下：

1.余本卷一《祭天地桃园结义》写十常侍专权，“这十个把握朝纲，是他门下，得官做；不是他门下，干有功劳，且守缺期。灵帝自尝说：‘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语言俚俗，声口逼肖，生动地勾画出宦官气焰熏天而灵帝自甘为儿皇帝的情状。嘉靖本则作：“这十人执掌朝纲，自此天下桃李皆出于十常侍门下，朝廷待十人如师父。”显然文字雅驯了不少。

2.余本卷七《刘玄德走江陵》：刘琮降曹后，“琮未敢往（见操），蔡瑁、张允请了刘琮、文聘同去。聘曰：‘为大将不能保全荆州，当待死而已。’不肯同去。”嘉本则作：“琮惧怕，不敢往见。蔡瑁、张允请行，琮教与文聘同去。”并不交代文聘言行。接下来却有曹操派人寻文聘，文聘来后自称“无颜早见”等文字。据此似可推断，文聘不肯与刘琮同去见曹操一细节乃原著所有，嘉靖本欲将它删去，却又未删干净。

3.余本卷七《长坂桥赵云救主》写糜夫人之死：“糜氏弃阿斗于地，遂将头撞墙而死。……赵云就堆（推）土墙而掩之。”嘉靖本却是这样的：糜氏“弃阿斗于地上，投枯井而死。赵云恐曹军盗尸，推土墙而掩之”。从细节的对比中不难看出，刊刻时间早的嘉靖本反比后出的余象斗本修改的痕迹更多些。

再次，文字上也不乏差异。具体表现在：

段（节）目长短。嘉靖本的段（节）目皆为七言句，整齐划一，显然经过加工。余本则参差不齐，有五言句（如卷十“秋风五丈原”）、有六言句（如卷九“关索荆州认父”），还有七言句（如卷十九“司马昭南阙弑曹髦”）。

上下段（节）之间的衔接文字。余本常常径自关联，而嘉靖本则有所孳衍，特别是下段（节）开端文字，或复述上段末尾文字，或交代上段末尾故事的缘由。如余本卷八《群英会周瑜智蒋干》末尾，周瑜计除蔡瑁、张允后，命鲁肃试探孔明。“瑜曰：‘吾料诸将不知其谋，独有孔明，胜如吾见，想此见可瞒他。子敬试以言钓之。知与不知，便当回报。’肃来钓孔明，还是如何也？”下段《诸葛亮计伏周瑜》一开篇即写道：“鲁肃领了言语，径来船中探孔明。”上下段文字连接紧密。嘉靖本上段（卷九）末尾文字基本相同，可下段（卷十）开头在“鲁肃领了言语”之前，又加了如下一段：“却说周瑜用计借操之手，杀了蔡瑁、张允，细作报过江来。瑜大喜，乃与鲁肃曰：‘吾料众将可瞒，独孔明不可瞒也。子敬以言钓之，看他知否？’”重复上段末尾，对读者作回顾性提示。

正文所引诗赋论赞等文字不尽相同。余本多处引录“静轩诗”与希明尉子诗等。按，静轩，姓周，名礼，字德恭，号静轩，浙江余杭人。明弘治十年（1498）曾进所著《续编纲目发明》，另著有《通鉴外纪论断》等[⑨]。嘉靖本则无静轩等人诗，却有明人尹直（1428—1511）的赞词。可见，二者都经过后人加工整理，皆非罗贯中原作初始之面目。

另外，余本和嘉靖本在诸如人称、地名、时间、名物等方面存在的语词的差异，不但为校勘斟误提供了殊为难得的资料，而且还有助于版本问题的探讨。仅以人称、地名为例略述之。

人称。余本多直呼关羽其名，逢曹操却敬称“曹公”；嘉靖本则称关羽作“关公”、“关某”，而径呼曹操之名，其间的感情色彩不言而喻。嘉靖本作“骨肉”、“女婿”、“农夫”，余本则作“血脉”、“女夫”、“田夫”，一派市井田间的口吻。嘉靖本写吕布使者见袁术称“明上”，下有小字注曰：“当时袁术僭号，故称明上”；余本则作“明公”。若出于嘉靖本，岂能无视小字注的提示！

地名。嘉靖本卷三写曹操迁都许昌，乃“使程昱为东平相，范成、董昭为洛阳令，满宠为许都令”。余本则作“程昱为东平相，屯兵范城，董昭为洛阳令，满宠为许令”；乔山堂本、英雄谱本莫不如此。按，《三国志·程昱传》云：曹操“乃表昱为东平相，屯范”。可见，嘉靖本误把地名“范城”当作人名“范成”了。此足可证余本的某些内容不会在嘉靖本之后。

从余本与嘉靖本间存在的如许多的差异，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余本刊刻的时间比嘉靖本晚半个多世纪，但它的某些内容和文字却保留着嘉靖本以前更早的形态[⑩]。

不过，虽然刻印精美、向受推崇的嘉靖本所潜藏的舛错之多超乎人们的想象，但建安本却委实不是一个值得称道的可厘正嘉靖本谬误的善本。客观地说，倒是它更不正确，更需要细心推敲。不妨仍以该系统中余象斗本为代表，举例如下：

余本：

中平元年正月内疫毒流行。张角散流施符水，称大贤良师。请符者无有不应。领惠者亲诣座前首说己过，角与忏悔以求福利。（卷一）

嘉靖本：

……请符者无有不应。令患者亲诣座前，自说己过，角与忏悔以致福利。（卷一）

据《通鉴》卷五十八记载，灵帝光和六年，“钜鹿张角奉事黄老，以妖术教授，号‘太平道’。咒符水以疗病，令病者跪拜首过，或时病愈。”可知“领惠者”是“令患者”之误，“首说”是“自说”之误。

余本：

（卢植谓董卓曰：）“汝乃外州刺史，素不曾参听国政，又无伊尹之志则纂也。”（卷一）

嘉靖本：

“汝乃外郡刺史，素不曾参听国政，又无伊尹、霍光之大才，何敢强立废主之事。圣人有云：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纂也。”（卷一）

两相比照，显然，余本由于疏忽，将前后两处的“无伊尹”混而为一，同时又遗漏了“霍光之大才”几句。

余象斗本封面题“谨依古板”云云，虽是宣传性的广告语，但据前所论，亦不可武断地以为纯属虚张声势的诳文妄言。至于所“依”之“板”“古”到何种程度，是依照嘉靖元年本而又有所加工改造呢，还是那“古板”本来就先于嘉靖元年本呢？以及究竟哪些才是罗贯中原作中的文字？诸如此类的迷离是非，尚需精审细辨。

旅日韩侨、日本京都大学的金文京教授对此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金先生在《〈三国志演义〉版本试探》[(11)]一文中指出：嘉靖本与建安本“两者内容上的差异，除了建安本中出现了嘉靖本所完全没有的关索的故事以外，都是很细小的，故事的主要情节并无二致，文辞也大致相同。这样看来，说两者的关系是来自同一源头的同系统版本的异本关系，最为恰当”。可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众多的异本呢？金先生的解释是：“最大的原因在于明代早期这种书籍是以抄本的形式流布的。”盖嘉靖本所附弘治七年（1494）庸愚于序曰：“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眷录。”所附嘉靖元年修髯子序曰：“简帙浩瀚，善本甚艰，请寿诸梓，公之四方，可乎？”似乎嘉靖本是最早的刊本，此前只有抄本供人阅读。于是，金先生据此印证，嘉靖本与建安本间文字内容上的差异，不过是在抄本阶段不可避免产生的失误而己。

人们常说，“三国”七分实，三分虚。按照金先生的观点，嘉靖元年本是个力求接近“史实”的本子，而建安诸本则是向“虚”的方面发展的代表了。以营利为主要目的出版的建安本，为赢得顾客关注采取了一系列炫人心神的形式，譬如每页配上图像、大量插入周静轩诗（余本还有评语）以及关索或花关索故事。“围绕这个全然虚构的人物展开的一串故事，在全书中显得很特别，而且前后故事还有矛盾之处，所以很有可能是后来插入进去的[(12)]”。建安本将这段人所乐道的传奇插入小说中，无非是想借此吸引更多人的注意。无疑，这使建安本朝“虚”的方面又迈进了一大步。

金文京先生的见解不乏独到之处，但许多问题他却无法给予圆满的答复。仍以关索故事为例吧。人们不禁要问：商人既以赢利为第一目的，何苦还要搜肠刮肚地虚构故事，并颇费心机地插进原文中去呢？且不说插增故事的商人是否具备杜撰传奇的才能，单是那份淡泊名利的耐心便足以令人心生疑窦了。还有，林林总总的志传系统二三十种本子，为何插增部分大同小异呢？是共同遵从一个母本，还是相互之间借板袭用？种种疑难，恐非金先生三言两语所能判明。

在《三国志演义》的版本演变过程中，《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以其独有的特色占据着一席非常突出的重要地位。

首先，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李卓吾批评本并非出自李贽（号卓吾）之手，一般以为是比李贽略晚的明代小说评点家叶昼。

不过，尽管《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其实该称作“伪李卓吾评本”或“叶昼评本”，但其版本价值和学术价值却并不因此逊色半分。请看它独特的风貌：

一、首次将《三国志演义》由二百四十则合并为一百二十回，回目也由单题变为双题。虽然合并得很简率，回目亦长短参差，但一百二十回的形式却被后来大多数版本所沿袭，清初毛氏父子的评改本便是在此基础上整理加工而成的。

二、开《三国志演义》系统批评之先河。纵观三国版本，最早公开标榜“批评”的是余象斗本。此前的嘉靖本，虽也有小字夹注，对正文进行解释、说明或补充，然并非表述评点者观点的批评。而余象斗的“批评”，也不过相当于眉批，针对小说的具体情节加以评说，多就事论事，缺乏独到的理论见解与深刻的艺术分析，文字比较简略。到了李卓吾评本，则不仅有眉批，且每回回末还有总评，总计字数多达数万，因而形成了比余本完整得多的批评系统。

三、在批评的内容上敢于标新立异，独树一帜；这在评价人物形象时体现得尤其鲜明突出。限于篇幅，兹不赘例。

基于从形式到内容都独具特色的李卓吾评本在当时造成的不凡影响及对以后产生的重要作用，学术界已公认，正是以之为底本，才有了后来盛行不衰的毛本；更有学者主张钟惺评本和李渔评本亦莫不如此[(13)]。我们完全可以把承前启后的李卓吾评本与嘉靖本、三国志传本和毛本并列为最重要的“三国”版本。尽管《三国志演义》的版本既多且杂，但三百多年来，最为民众所熟的孔明、曹操等人物形象，却是从题为“茂苑毛宗岗序始氏评”的《第一才子书》得来的[(14)]。所谓“自毛本行，罗本原本便也废弃而不为人所知”；“一切旧本乃不复行”[(15)]。诚如所言，《三国志演义》普及最广的通行本非毛本莫属。

最早提到毛本的，是与毛氏同时对《三国志演义》做过修订工作的李渔。他在评阅毛本时赞道：“余兹阅评是传之文，华而不凿，直而不俚，溢而不匮，章而不繁，诚者第一才子书也。”不仅肯定毛本在文字润饰和纲目修订上的优点，而且还指出它比原著在艺术内容上更加充实与完整。

毛氏父子对《三国志演义》的修订，在《凡例》中曾列举出十条，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更明白指出：

凡所改定，就其序例可见，约举大端，则一曰改，如旧本第百五十九回“废献帝曹丕纂汉”，本言曹后助兄斥献帝，毛本则云助汉而斥丕。二曰增，如第百六十七回“先主夜走白帝城”，本不涉孙夫人，毛本则云：“夫人在吴闻猇亭兵败，讹传先主死于军中，遂驱兵之江边，望西遥哭，投江而死。”三则削，如第二百五回“孔明火烧木栅寨”，本有孔明烧司马懿于上方谷时，欲并烧魏延。第二百三十四回“诸葛瞻大战邓艾”有艾贻书劝降，瞻览毕狐疑，其子尚诘责之，乃决死战，而毛本皆无有。其余小节，则一者整顿回月，二者修正文辞，三者削除论赞，四者增删琐事，五者改换诗文而己。

鲁迅先生间练精辟地为毛本的修订工作划了个大致轮廓。需要指出的是：历来研究者大多仅就“凡例”所举几点去评论，却很少放开眼光，发现“凡例”之外的其他方面的材料，至于毛本在修改中的思想倾向和艺术成就，注意得就更少了。其实，毛本所改绝不止于“凡例”中提到的那些；再者，只有具体分析毛本对原著在思想倾向和艺术表现上改得究竟如何，才能比较出它的价值，进而给予它客观正确的评价。应该说，毛本更加突出地宣扬了尊刘抑曹的正统观念和封建伦理道德，同时又加强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在表现技巧、文辞修饰等方面也有显著提高。下面就从两个方面简单地加以阐述。

首先，毛本加强了“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

毛宗岗在批评《三国志演义》时说：“读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正统者何？蜀汉是也；僭国者何？吴魏是也；闰运者何？晋是也……陈寿之志，未及辨此，余故折衷紫阳纲目而特于‘演义’中附正之。”[(16)]可见其“以汉室宗亲”的封建正统思想相当严重。自然，这种“崇刘贬曹”的观念贯穿于他修改工作的始终。兹以曹操和刘备的出场为例，且看毛氏父子对魏、蜀两大对立集团领袖的截然相反的态度。

先说曹操。嘉靖本是这样写的：“见一彪人马，尽行打红旗，当头来到，截住去路。为首闪出一个好英雄，身长七尺，细眼长髯；胆量过人，机谋出众；笑齐桓、晋文无匡扶之才，论赵高、王莽少纵横之策；用兵仿佛孙吴，胸内熟谙韬略。官拜骑都尉，沛国谯郡人也。姓曹名操，字孟德，乃汉相曹参二十四代孙。”（卷一第二则）可到了毛本，却仅剩下“为首闪出一将，身长七尺，细眼长髯。官拜骑都尉，沛国谯郡人也，姓曹名操，字孟德”（第一回）几句冷冰冰的客观叙述，那些褒扬之辞已无影无踪了。

再来看刘备。毛本介绍他时谓：“榜文行到涿县，引出涿县中一个英雄。那人不甚好读书；性宽和，寡言语，喜怒不形于色；素有大志，专好结交天下豪杰；生得身长七尺五寸，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面如冠玉，唇若涂脂；中山靖王刘胜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姓刘名备，字玄德。”（第一回）真是英雄的介绍！可嘉靖本第一回叙及刘备登场时，在“那人平生不甚乐读书”后还有“喜犬马，爱音乐，美衣服，少言语，礼不下于人，喜怒不形于色”等句。这亦有所本。陈寿《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曰：“先主不甚好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也许，毛氏觉得把刘备写成一个倜傥风流的人物，虽忠实于史传，却悖于他所演义的形象之完美，故而删弃不惜吧。

其次，从加强作品思想倾向和艺术效果的角度看，毛本的修改倒是相当成功的，即毛本对原作中固有的人物形象和情节结构进行了必要而巧妙的艺术加工。这方面的修订，虽多表现为局部的增删、枝节的改补，但它取得的成效却不可低估。如妇孺皆知的“秉烛达旦”的故事：“关公收拾车仗，请二嫂上车，亲自护车而行。（于路安歇馆驿。操欲乱其君臣之礼，使关公与二嫂共处一室。关公乃秉烛立户外，自夜达旦，毫无倦色。操见公如此，愈加敬服）[(17)]既到许昌，曹拨一府与关公居住。”不可否认，后人之厌憎曹操之奸恶虚伪，赞美关公之光明磊落、节义凛然，无不与这个小小的细节有关。

毋庸讳言，在某些人肯定毛本斐然成绩的同时，另外一些人却很不以为然，甚至颇多訾议。争论的范围似仍可纳入前述的两个方面，焦点则可概括为是否忠实于罗贯中原著。这涉及到文艺创作规律等一系列问题，同时又不得不与版本纠缠在一起，实在是“剪不断，理还乱”，姑且各存异见，留待他日评说吧。只是无可撼移并需要重申的是，毛氏父子修订的已非罗贯中原著初始之面目的新本《三国志演义》，很快替代诸明刻本而风靡海内外，成为三百年来最为流行的本子，以至于现当代出版的读物，莫不以此为底本来加以整理并付梓刊行。[(18)]

版本问题非常重要，它是开展学术研究并使之得以深入的基础。在三国浪潮席卷大江南北的今天，不少有识之士却避开群雄角逐的沙场，而甘愿同毫无生气的版本打交道。枯索艰辛的耕作终于结出了喜人的硕果：在“三国”研究专家陈翔华先生的亲自主持下，由中外学者联合组成的编委会，将精选宇内所藏具有重要价值的罕见珍本十余种，辑成《三国志演义古版丛刊》，由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陆续影印出版；先行推出的首辑五种，已于1995年5月同读者见面。无疑，它对《三国志演义》以及中国小说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将起到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厚艳芬）

注释：
①载《小说月报》第12卷第10号；后收入《中国文学论集》，开明书店，1934。
②见郑振铎《〈三国志演义〉的演化》一文。
③《关索的传说及其他》；《中国小说史研究》，（日）岩波书店，1986。
④以下所录多为明本，均系今存，所藏均为现藏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尚有不少版本未被采入。
⑤就目前所知，国内所藏嘉靖元年序刊本尚有初刻与覆刻之分。二者的文字略有歧异，最突出的表现是卷十六第三则“玉泉山关公显圣”。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本比较详细地描述了关羽被擒及被杀的过程；而这些细节到了商务印书馆影印本里，却丝毫不见踪影。由此避讳与否的区别，似可推断两本的刊刻时间必是一先一后，盖前者的底本是初刻本，后者的底本则为覆刻本。
⑥注意：所谓依次排队只是笼统而言，并未具体到任何一种版本；其间亦不一定存在直接的血缘关系。尤应注意的是：志传系统中许多版本的刊刻年代虽晚于通俗演义系统，但其文字及内容却保存了较之通俗演义更早的形态。这点后文将详细讨论。
⑦1967年，上海嘉定县城东公社出土了一批刊印于明成化年间的说唱词话和传奇刻本，内有《花关索传》一册四集，全称为《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前集）、《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认父传》（后集）、《新编足本花关索下西川传》（续集）、《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贬云南传》（别集），以说唱形式，详细地叙述了关索的一生，虽系民间传说，且唱词俚俗，然却是探求关索这一虚构人物形象演变的必不可少的资料。
⑧元至治年间（1321—1323）新安虞氏刊刻的《三国志平话》，堪称三国故事的最早写定本。分上、中、下三卷，每卷二十三个题目，开篇有“头回”，类似后来章回小说的“楔子”。书起于刘关张桃园结义，迄于诸葛亮病死，已粗具《三国志通俗演义》之框架，体现了“三国”话本系统的最高成就。
⑨参见刘修业《古典小说戏曲丛考》，作家出版社，1958。
⑩最早论及此事的可能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柳存仁教授，参见其《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该文收入香港龙门书店1977年版《和风堂读书记》。
(11)原文发表于日本东北大学1989年5月出版的《集刊东洋学》第61号，经陈西中先生译成中文后，收入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出版的《三国演义丛考》一书。
(12)参见金文京《花关索研究》“解说篇”，汲古书院，1989。
(13)比如沈伯俊先生在《〈李笠翁批阅三国志〉简论》（载《社会科学研究》1993年第5期）一文中，从书名、版本、回目、规格、文字五方面加以对照比较，证明“李渔评本”是以“李卓吾评本”为底本。
(14)以《第一才书》作为《三国志演义》清代评本的正式书名，始于李渔。其两衡堂刊本封面题“笠翁评阅《绘像三国志第一才子书》”；其自序亦云：“余于声山所评传首，已僭为之序矣。复忆曩昔圣叹拟欲评定史迁《史记》为第一才子书，既而不果。余兹阅评是传之文，华而不凿，直而不俚，溢而不匮，章而不繁，诚哉第一才子书也。”按，毛评最早刻本乃康熙十八年（1679）醉耕堂所刊，其卷端题“四大奇书第一种”，封面亦作“古本三国志四大奇书第一种”；虽未明言“第一才子书”，但其《读三国志法》已称：“吾谓才子书之目，宜以《三国演义》为第一。”其批评实已显露此意，后人推崇毛评，乃夺李渔评本之书名而移赠给毛本，遂沿袭至今。
(15)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16)见《读法》。
(17)按，括号里的文字嘉靖本无。
(18)如1922年亚东图书馆印本、1929年上海涵芬楼影印本、1953年作家出版社排印本、1974、1975年人民出版社两次影印本（有线装、平装之分），及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标点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