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是我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早已家喻户晓。现今最为流行通用的版本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据该版本1997年1月第2版“前言”介绍：“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容与堂本为底本，参照天都外臣序本、杨定见序本等整理出版此书，初版于1975年，1981年修订重印，在社会上和学术界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今次出版，又重新校订一遍，并增加了注释，使整理工作更臻完善，可谓精益求精。”由此可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水浒传》是以容与堂刻本为底本的。

容与堂刻本即指《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百回本，刻于明代万历38 年（1610），是现今保存最早的完整本子。李卓吾即李贽（1527～1602）。如此珍贵的刻本自然会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

数年前，我在整理广东学者罗原觉先生的未刊稿《李卓吾批评<水浒传>容与堂本》时，被其文章中缜密之考证所折服。与此同时，我又从罗原觉先生的公子罗思穆先生处得知，容与堂刻本原为罗家珍藏，后归于国家，现珍藏在国家图书馆。之后，在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的允许下，并在薛文辉女士的热情帮助下，我得以目睹容与堂刻本的真容。

容与堂刻本线装一套，共四十六册，分装八函，全书一百卷。在书中，我看到盖在不同页面的五种不同内容的印文。其中，在“小沙弥怀林谨述‘批评水浒传述语’”一文首页和卷八十八最后一页，各盖有繁体字“原觉”二字阳刻印文一方。“原觉”即指“罗原觉”。又在“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目录”首页，盖有繁体字“罗原觉”阳刻印文一方。在“小沙弥怀林谨述‘批评水浒传述语’”一文末页、卷一“水浒传像‘张天师祈禳瘟疫’”、卷二“水浒传像‘王教头私走延安府’”和卷三“水浒传像‘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等页面，盖有“杏冥君室”篆体阳刻印文一方。此外，“澄观堂”篆体阳刻印文，分别盖在卷一、卷二和卷四的首页、卷六“水浒传像‘九纹龙剪径赤松林’”、卷十六“水浒传像‘杨志押送金银擔’”和卷三十四“水浒传像‘镇三山大闹青州道’”等页面，以及卷四十三、卷五十、卷五十一、卷五十三、卷五十五、卷八十五和卷一百的首页。在卷四十一的首页、卷五十八“水浒传像‘众虎同心归水泊’”和卷一百“水浒传像‘徽宗帝梦游梁山泊’”等页面，盖有“岭海遗珠”篆体阳刻印文一方。

承罗思穆先生指教：“家父罗原觉先生生前多用‘澄观堂’印章，这枚印章主要是用在为朋友写画题字上。‘杏冥君室’是家父在广州西关宝源正街居室的名称，1934年初迁居广州东山后，居室名改用‘敦复书室’。‘岭海遗珠’是家父打算将其所写文章汇集成册时所用的印章。”据此也可推测，该刻本应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入藏罗家。在书中，我还看到有两处用红色作了修改，一处是在卷三十六，将“有军师吴学究回花知寨”句中的“回”字改为“同”字；另一处是在卷七十三，将“我是蘇州罗真人的徒弟”句中的“蘇”字改为“蓟”字。又在卷五“李和尚曰：人说鲁智深桃花山上窃取了李忠周通的酒器，以为不是丈夫所为，殊不知智深后来作佛，正在此等去何也率性而行，不拘小节，方是成佛作祖根基”句处，粘有一张宣纸便签，上有墨书两行字：“鲁智深窃酒器而逃，有损英雄形象，/此水浒传一大缺点。批者强词夺理，赞为佛性，殊为可笑。/”从字迹分析，此正是罗原觉先生的字体。

由此可知，国家图书馆珍藏的这套明容与堂刻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正是罗原觉原来珍藏的本子。
　　
遗憾的是，上述国图珍藏本中保留的印文、改动之处及便签文字，均不见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后陆续出版的图书中。如1975年4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明容与堂刻水浒传》，虽说是根据1965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影印本翻印而成，而该所影印本又是根据北京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藏本影印出版，此北图藏本正是来自罗原觉的藏本，但我们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本中却未发现有任何印文、改动之处及便签文字。我们推测，当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影印出版时，可能是事出有因，但却由此导致了此后各种以容与堂本为底本进行标点的本子均只字未提罗原觉，如1988年1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由凌赓等校点的《水浒传：李卓吾评本》也是因为以上述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本为底本，而只字未提罗原觉；前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标点本也只字未提罗原觉。这种情况直到2004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中华再造善本》时才作了彻底改变，该社影印出版《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时未再做任何处理，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前述印文和改动之处。

如此珍贵的刻本到底是在哪一年从罗原觉手中转入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呢？

我在2004年7月香港出版的《陈君葆日记全集》卷五“1962年7月1日星期日”条日记里读到这样一条记载：“写完了致夏衍的信，附叔通的信寄去。……晤原觉，对所藏《水浒传》，仍坚持要价三万元，因附笔语夏公。既而他又以藏本影页送来，讬为传。”“原觉”即“罗原觉”。根据陈君葆日记保存的影页内容可知，罗原觉所藏正是容与堂刻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百回本。陈君葆当年就职香港冯平山图书馆馆长一职，夏衍时任中央文化部副部长。此时他们正在商谈国家收藏容与堂刻本《水浒传》一事。
　　
2012年12月24日，笔者收到香港罗思穆先生的来信。他在信中说到：“1964年中，中央文化部夏衍副部长来香港公干，获悉我家有传家之宝‘李卓吾批评忠义水浒传’一套，全书一百卷、四十六册，分装八函，要求参阅。先父罗原觉乃将此套版本借给夏衍副部长参阅。他亦知道此版本是水浒传最初版，明万历年刊印。世上只存两三套，一存北京大学，一存日本，我家所存一套乃三罕本中最好的一套，是印刊家李卓吾之家传，作为传家之宝，有其亲笔批字。因此，夏副部长看后，表示此本是宝贝之本，希望由国家保存。先父遵照夏副部长之希望，将此版本移让中央文化部，由香港大公报社送到北京，交中央文化部，中央文化部再转移到北京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保存。”

罗思穆先生的介绍基本可信，只是夏衍先生早在1962年7月前已获知并在积极洽谈收藏罗原觉藏容与堂刻本一事。另据陈君葆1965年1月20日星期三的日记记录：“罗原觉昨病逝于养和院。”（《陈君葆日记全集》卷五） 由此可推断，罗原觉所藏明代容与堂刻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百回本是在1962年7月至1965年1月间，准确而言，即罗思穆所言1964年中，入藏国家图书馆。

当然，有关容与堂刻本入藏国图的更多细节，还尚待我们去发掘。众所周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正在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经济并不发达。而从内地移居香港的一些知识分子，生活亦十分艰难，一些学人甚至不得不变卖家藏的古玩字画书籍，一批外国人也趁机来香港进行收购。当年罗原觉先生的生活亦十分艰难，在此历史背景下，我们看到双方讨价还价，罗先生在出让容与堂刻本时“坚持要价三万元”，这实属人之常情。在香港当年那样的社会环境下，他没有将此稀世珍宝卖出国门，已属不易，其爱国之心当予肯定。（程存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