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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志》看郑樵的史学思想
2020-01-15 07:47:59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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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樵是我国南宋时期著名史学家,近代国学大师梁启超曾感叹:“史界之有樵,若光芒之一彗星焉。”他倾注毕生心血所著的《通志》与唐代杜佑的《通典》、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合称“三通”,古代学者认为“士不读三通,是为不通。”由此可见,郑樵在我国史学领域的特殊地位。

    唐宋时期我国传统学术文化空前繁荣,经、史、子、集各种文化成果灿若星河、数不胜数,在史学界在体现有刘知几的《史通》、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等,正是在这种优良的文化环境下,郑樵矢志撰写一部“集天下之书为一书”的通史巨著。

    郑樵出身官宦世家,自幼好读书,勤于向学,立志报国,在风云激荡的国难之时曾投书高官,谋求入仕,无奈石沉大海,报国无门。从此之后,他就专心致志于治学,“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如此一生,则无遗恨。” 十六岁时,郑樵在家乡夹漈山(今福建莆田市)结庐隐居,治学近四十年,呕心沥血,最终完成《通志》,书成不久,疾病缠身的郑樵就因病逝世。

    《通志》是一部综合历史史料而成的通史兼专史,它分为两部分,一是通史,上起三皇,下迄唐宋;二是略(志),共二百卷,在体例上,既沿用了司马迁所创的纪、表、书、世家和列传五种体例,同时也有所创新。计有本纪18卷,世家3卷,列传108卷,载记8卷,四夷传7卷,年谱4卷,二十略52卷。其中,纪、传、世家、年谱,仿《史记》而作,只是将《史记》之表易为年谱。至于《史记》的“书”,《汉书》己改名为志,后世多所仿效,而郑樵反对编纂断代史,故而改“志”为“略”,共计二十略,这二十略也是《通志》全书的精华,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梁启超曾评价:“仅《二十略》,固自足以不朽。”郑樵也极为看重:总天下之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

    综观《二十略》,天地万象,社科自然,皆包括其中,实在是称得上一部分类式的百科全书。它扩大了史志目录记载的范围,将史志目录记载的对象扩大到前所未有的地步,极大丰富了史志文献的内容。

    通过对《通志》的研究,我们也会对郑樵的史学思想有所认识:

    一、会通思想。在《通志﹒总序》中,郑樵写到:“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八荒无奎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会天下之理,通古今之道。在他看来,从古到今,真正能做到“会通”只有孔子和司马迁。孔子能得会通之意,“故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司马迁能得会通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分为五体。”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所谓的会通,就是把历史作为一个不可分裂的整体,全面分析各种历史资料,分门别类,考其源流,探其因果,搞清楚各种事物发生的起因、过程、结果、影响,得出自己的结论。

    郑樵十分反对班固的断代思想,指出正是这种以朝代为界的史学思想割裂了历史的整体性、连续性,不仅事件含混不清,人物多有重复,更不利于后世人们对历史的完整认识。他指出:“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语其同也,则纪而复纪,一帝而有数纪。传而复传,一人而有数传。……语其异也,则前王不列于后王,后事不接于前事。郡县各为区域而昧迁革之源,礼乐自为更张,遂成殊俗之政。如此之类,岂胜断埂。曹魏指吴蜀为寇,北朝指东晋为僭,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

    关于历史“专”与“博”的争论早已有之,而且绵延至今。从史学发展的演变来看,是由“博”趋向于“专”。有位史学家曾说过:“以往我们是研究一棵大树,后来我们研究树枝,现在我们研究的是脱离树枝的一片片树叶。”但是,越来越专业化的倾向容易造成人们对具体人物事件的深入认识,从而忽略了对历史整体趋势演变的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说,郑樵的会通思想如今更值得我们借鉴。

    二、严谨而科学的治学思想。《通志》从开始准备到最终完成,历时近四十年,期间科学的治学精神贯穿郑樵的一生。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继承传统,勇于创新。《通志》在完整地继承了前代史学成果的基础上,还对已有成果进行了再次加工。比如补充了很多以往没有的人物传记,将原有的“志”改造为全新的“略”。

    2.科学规划,全面搜集。自从立志撰写《通志》,郑樵就做了详细规划:“十年为经旨之学,三年为礼乐之学,三年为文字之学,五六年为天文地理之学、为虫鱼草木之学,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为图谱之学、为亡书之学。”其后更是四方奔走,搜集资料。史载他“游名山大川,搜集访古,遇藏书家必留,读尽乃去”。明代的陈循在《寰宇通志》中也称赞说:“惟有莆田郑夹漈,读尽天下八分书。”

    3.崇尚实际,深入群众。郑樵并不是那种以为迷信书本的“书呆子”,在四处搜集资料的过程中,他经常向一些“山野老农”请教问题,力求得到最真实的结果。其二十略之所以能够涉及典章制度、古今名物、天文、地理、草木鱼虫等等,包罗万象,与这种治学态度不无关系。可惜的是,自郑樵之后,历代学者津津乐道于“依书治史”,完全摒弃了他的这种实践精神。在相当长的时间中,郑樵也是后无来者。

    4.破除迷信,挑战权威。作为一名封建社会的学者,郑樵显得十分“另类”。他虽然十分推崇孔子和司马迁,但对他们的有些方面同样敢于批判。比如,他指出孔子的《论语》是“空言著书”;司马迁的《史记》存在着“博雅不足”的遗憾。对于盛行于封建时代始终的“五行说”、“天命论”等等,他更是毫不留情,直接写到:“仲尼既没,先儒驾以妖妄之说而欺后世,后世相承罔敢失坠者。有两种学:一种妄学,务以欺人;一种妖学,务以欺天。”指出宣扬这些迷信思想是史学的最大弊病。

    三、始终如一的史学精神。在撰写《通志》的四十余年中,郑樵不是在四处游历,搜集资料,就是在夹漈山上整理考证。其中的困苦和孤寂非常人所能忍受,经常是“夏不葛亦凉,冬不袍亦温,肠不饭亦饱,头发经月不栉,面目衣裳垢腻相重不洗”,几乎被亲友们视为野人。但他始终铭记,“入山之初,结草之日,其心苦矣,其志远矣。虽困苦之极,而寸阴未尝虚度,风晨雪夜,执笔不休,厨无烟火,而诵声不绝,积日积月,一篑不亏。”与司马迁、司马光、欧阳修等人相比,他没有家学师承、没有皇室藏书、没有众多门生弟子、单凭一己之力、靠自己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务实求真的学术精神而有所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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