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除避讳字外，某些时代规定的特殊用字，因其“独能行于一世而止”（《宣和书谱》卷一），故亦有很强的时代性，这对我们鉴定古籍的年代具有重要价值。据《新唐书》记载，武则天时造了十二个字，《宣和书谱》则说是十九字，《通志》又说是十八字，明人郎瑛的《七修类稿》，根据《后山丛谈》等记载，认为“总计则又二十字矣”。不唯字数不同，即便是同一个字，由于辗转传抄，写法亦各异。为了方便，今将《宣和书谱》等四家所记，列表于下，以作参考：

《新唐书》所载十二个新字没有释义，《七修类稿》将此字写作“”，释义为“幼”。

在这二十个新造字中，据宋人郑樵分析：“天作，日作，并篆文也；年作，正作，并古文行于世者；授，古文亦作、者，国亦有作圀者；地，籀文或有作坔者。”这就是说，武则天时所造新字，并非全出杜撰，实际是用了不少古字，或者将古字作了若干变通或改造。遇到这些字就需要特别小心，因为前乎此或后乎此，都可能出现这些字，需要综合它种因素才能下结论。但由此而否定这些字在鉴定古籍年代时的重要性，则是站不住脚的。

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囯政权，也规定了部分特殊用字，这主要是纪年月的干支，不用丑、卯、亥三字，而分别代之以好、荣、开。同时，太平天囯的“囯”字，既不作“國”，又不作“国”，而中间是个“王”字，大有尊重天王之意。这些字都有很强的时代性，其在鉴定古籍年代中的作用和价值是不言自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