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续宋本”丛书已出版和即将出版的有二十多部，主要分为三大类：

其一，校勘补遗类，有清嘉庆十五年（1810）秦恩复刻本《隶韵》，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赵熟典刻，吴翌凤、黄丕烈、张绍仁校跋本《王黄州小畜集》，上海图书馆藏明抄本《三朝北盟会编》二十卷残本，上海图书馆藏明成化六年（1470）北京国子监刻本《山海经》。其中明抄本《三朝北盟会编》二百五十卷，分藏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藏于国图的存二百三十卷四十六册，收入“中华再造善本”；上图所藏二十卷四册，即卷一一一至一二〇、一三六至一四五，迄今未曾影印。此次影印，还补印了“中华再造善本”遗漏的黄丕烈校记和题跋。另外，《山海经》也很值得关注。经考证，上图本《山海经》系存世孤本，以往对此本的著录说明，多有差误。该本为国家图书馆藏宋刻《山海经》（亦为孤本）之翻刻本，此次影印做了校勘工作，出了校记，共补定宋刻本残缺文字一百余个。

清乾隆二十五年赵熟典刻《王黄州小畜集》

明成化六年北京国子监刻本《山海经》

其二，稀见文献类，有傅增湘藏《百衲本资治通鉴》，端方、袁克权、周叔弢递藏之《百衲本史记》。还有历史上争议颇多的“蜀大字本”《史记》，我们做了一个专辑，收录上海图书馆藏“蜀大字本”《史记》宋刻初印三十卷残本，国家图书馆所藏同类宋刻宋元明递修本《史记》三部：宝礼堂藏本、吴云藏本及一册一卷本。以上四种书均未影印过，相信它们的影印出版，将给《史记》研究者提供一批有分量的参考资料，也会纠正以往因难见原书，相关论述中出现的诸多误判。

上海图书馆藏“蜀大字本”《史记》 

清吴云藏蜀大字本《史记》 

▌ 全方位仿真本材料、制作工艺特点

仿真本又分为正文仿真和全方位仿真两种。前者采用高清拍照或扫描底本，彩色印刷，一般为精装本。这种仿真本，可以满足一般的学术研究和版本鉴定需求。现已完成的有《宋刻〈友林乙稿〉（外二种）》《古倪园影宋刻本〈梅花喜神谱〉》等。这两种书的亮点是采用割裱对照方式，证明明清时期的影刻、影抄，并非在原书叶上覆纸描画；采用更多的是对临制作方式。

正文仿真本对全面了解古籍发展史，尤其对当前的古籍保护和修复工作，尚有欠缺，只有从印制、选材、装帧、装订等全方位的仿真制作，才能彻底解决问题。古籍修复是当前古籍界迫不及待的头等大事，而古籍修复水平的提高，有待于我们对之前古籍装帧、改装、整修的历史，作一全面了解。此前的影印古籍，基本上没有这项功能。对此，我深有体会。我从事古籍影印出版工作三十多年，国家图书馆藏许多宋刻名著，如《唐女郎鱼玄机诗》《朱庆余诗集》《李丞相诗集》《唐求诗集》《王摩诘文集》《楚辞集注》等，我都过目、影印过不止一次，其中不乏彩色印刷品，也曾经为那些影印本受到赞扬而沾沾自喜。多年后，随着阅历的加深，知识的增长，当我又一次因影印出版的需要见到原书时，呈现在眼前的画面似曾相识，却又倍感生疏。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李丞相诗集》。我突然发现，此书的书叶破损托裱后，纸张却依旧薄如蝉翼，古人是如何做到的？还有，该书为册页装，装订时每张书叶与一张薄厚相当的白纸，交替粘接成册；翻叶时看到的，也是有字与无字叶面的轮换。这是前人发明，保护书叶的一种装帧方式。

说起宋版书的薄纸，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宋刻配补元抄本《图画见闻志》。该书二册，每册四十余叶，厚度与叶数相近的一般线装书持平。但此书每叶装订时却衬了两叶白纸，实际每册多达一百三十多叶，为一般线装书的三倍。为保存书的装帧原貌，只能打破常规，采用超薄的宣纸印刷、衬垫。在找寻纸张、印刷和装订的环节，都困难重重。但是在纸厂和印厂的大力支持下，最终获得成功。

又如《重雕改正湘山野录》，曾经从蝴蝶装改为线装，又被黄丕烈改成蝴蝶装式翻叶的册页装。黄丕烈为什么要改装？此前并未在意。认真阅读黄丕烈题跋，观察原书后，才对其改装的原因及工艺有了新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重雕改正湘山野录》是唯一一部有证据证明，是黄丕烈从线装改为册页装的书（黄丕烈在题跋中谓“爰重装之，使倒折向内，览之益为醒目云”）。并且黄氏的装裱方法，与传统论述中“黄装”的工艺流程毫不相干：此书每张书叶四边搭接一条白纸，起到加大书品、保护书叶的作用。书叶在上，纸条在下，搭接的宽度不足二毫米，却粘接得十分牢固、平整，丝毫看不出高低错落。搭接好的书叶下是尺寸相同的一张衬纸，衬纸左右两边（书脑）与书叶粘接，然后正面对折，将整册折好的书叶蹾齐，在折口处刷糨糊粘贴一条纸；将左边书脑处书叶首尾依次粘接（如此处理后，翻页时不会出现白页，但不能再称之为“蝴蝶装”）；最后包裹封面。如此装裱后，书叶折口处未与他叶粘接，相互粘连并“吃劲”的是下面的衬纸，书叶自然得到了保护。

宋刻本《图画见闻志》

黄丕烈改装《重雕改正湘山野录》

从表面看，搭接的叶面很像册页装中的“镶四框”，二者的用纸相同，都是一张尺寸大于书叶的衬纸，加上四条镶边纸。区别是，搭接的书叶，不整体刷浆与衬纸粘贴，处于“悬浮”状态，不会因衬纸伸缩系数不同，日后被拉拽损坏。在我过眼的其他十多种类似蝴蝶装的古籍中，均未发现此种装裱法。因此，我更加坚定了过去的想法：黄丕烈并不热衷于改线装为册页装；他不主张整纸刷浆托裱书叶，例如《图画见闻志》，他就揭去了原来粘贴的衬纸，仅加衬了两张薄纸而已，未托裱粘贴，并保留了线装形式。黄丕烈、周叔弢递藏宋刻《注东坡先生诗》（二册），看似“金镶玉”，实际也是采用在天头地脚搭接纸条的方法，同样保留了线装形式（每叶加垫两张衬纸）。黄氏收藏过的册页装（或称“蝴蝶装”“黄装”）图书，大多不是他改装的；“黄装”的定义，值得重新探讨。我以为，“黄装”的精髓，应该是上面提到的搭接法，此法与当前修书界提倡的“可逆性”原则相符。同时，黄氏还创造了一种新的“金镶玉”工艺，这一点在以往的古籍修复著述中鲜有提及。

黄丕烈式金镶玉《注东坡先生诗》

以上几种全方位仿真古籍，可以作为古籍保护修复的参考教材使用，这也正是我们的初衷。我们还作了几部全方位仿真古籍，虽然在装帧方面没有十分突出的地方，但它们仍有可圈可点之处，值得去做。

例如《唐女郎鱼玄机诗》，书棚本中的经典之作。从该书的叶面看，至少装裱过三次，书叶由数层宣纸托裱而成，挺括而不失韧性，翻页的手感有如碑帖册页。这是《唐女郎鱼玄机诗》的一大特色。此书值得注意的还有木质封皮，木板背面残存的宣纸痕迹，证明原先是与书粘接在一起的，因木板较重，不慎脱落时与书断开。木板封皮断开后，并未粘接修复，甚至还被贴上一纸跋文。说明收藏者对此类封皮的缺陷了如指掌。这是《唐女郎鱼玄机诗》的另一个特色。我们在制作中，特别针对以上两点下了一番功夫。

再如前面提到的《注东坡先生诗》二册本，名气虽逊于翁方纲曾藏过的焦尾本同名之书，但品相明显好于后者，保留的文字信息也更多。该书同样是超薄宋纸印刷，垫衬两层薄纸，制作的难度不亚于《图画见闻志》。

以上几种仿真书的介绍，偏重于材料和制作工艺，主要是针对古籍保护及修复工作的需要；书的文献和版本价值当然很高，在此不予赘述。